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一个（ 反思)的时代和重要的新生时期！
魏晋时期之玄学讨论的问题颇多，像崇有与贵无，圣人有情无情，声有无哀乐，言意问题等等。而对于言意之辨的问题，争论主要集中在言能否尽意。但在最初，士人其普遍的观点是持“言不尽意”的。《艺文类聚》卷十九引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

欧阳建阐述“言尽意”说而托名于“违众先生”，可见“言尽意”在当时还是“违众”的新说。他介绍“言不尽意”说而托名于“雷同君子”，可证“言不尽意”说在他之前得到学术界众口一致的赞同。而且“雷同君子”着重指出，正始前后的蒋济等名人都以“言不尽意”作理论根据，更可证明正始期间“言不尽意”为学术界通说，绝无异议。
魏晋时期，任情而动的新的社会思潮，与两汉以来儒家为整个社会打下的牢固的立法观念，必不可免的产生着冲突。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即解决名教与自然关系中的这一问题，是玄学家无法回避的。而对于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首推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言”、“象”、“意”的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 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王弼以上的论述是借《庄子》来阐发《周易》。《庄子•秋水》片中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

前人对此段话的解释为“粗则犹可以言论；曰精则犹可以意致；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 显然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最奥妙的道，是超乎言意之表的。
老子《道德经》开篇即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见老子也是赞成“言不尽意”的。能够言说的道，既不是“常道”了。“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
魏晋时期是个人意识觉醒的时期。他们不再如汉儒那般完完全全拜倒在先贤的脚下。而是注重自我。这种注重自我非常明显的表现在他们的注疏中。他们不再皓首穷经的去探究前代先贤留下的著作中的“微言大义”，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论与理解来诠释经典。既然在先秦的道家典籍中有关于“言意”问题现成的解释，而道家崇尚的那种任逍遥的思想资源正是魏晋士人所想要利用的。所以他们就借用道家的思想来诠释儒家的经典，以期为自己的任情纵性寻找到一种理论上的依托。毫无疑问，王弼所倡导的“忘言得象，忘象得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王弼强调“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也就是说，他认为言、意是不可偏废的。“言”可以描述“象”，“象”也可以阐释“意”。这就与“言不尽意”说有了一种区别。“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 王弼并不认为“言”、“象”无用，不过他们用来阐释的“象”是具体的象，“意”也是具体的意，还不是那种至上的“意”。
接下来，他又论述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但要真正的得“象”得“意”，就必须要忘言忘象，这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象”与“意”。他还打了个比方，犹得鱼兔而忘筌蹄。如果不能妄想忘言，就不能体悟到真正的象意。所以“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下面的一段王弼说的比较直白，借《周易》中将其爻象具象化的牛马等物来说明，要说明爻象，并不必拘泥于这一个单纯的物象，而是只要符合这种特制的都可以借来用。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魏晋士人会用道家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只要是能够讲得通，不论是哪一家的思想与言论，都可以拿来用。这就跳出了汉儒们拘泥于字词的训诂而忽略对整个文意的把握，从而无法准确的诠释字词之意，进而进入一种愈注愈繁的死胡同。比如《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郑玄注：

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

郑玄的着眼点，在释“志”字之义，何以用“志”字，就是因为“道”不易表述。但是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他就无能为力了。而王弼注：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

王弼以老释孔，把孔子的“道”改造了。孔子的“道”本指道德，而王弼却把它变成了老子的本体论抽象意义上的“道”，他已经离开了《述而》本身，来阐述他自己的“道”的实质。但这一表述，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的意义，引导人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思辨的领域。 进入这种思辨的领域之后就不必拘泥于文字，而是一种从宏观上的解读于把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儒学的一种推进。
王弼这一段对言象意关系的阐释，创立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那就是由具体到舍弃具体，进而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和意。 王弼处处用自己这种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来对儒道两派先贤的典籍进行注疏。

魏晋之际是我国文学史与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悟的时期，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同时，玄学的产生，对哲学问题的争论，使得哲理入诗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玄言诗的产生对以后山水诗的出现又起到了一种先导的作用。所以魏晋之际，中国的描写个人的纯文学开始迅速的发展，从文学的角度讲，魏晋之际的资源是后代之学人尤其是盛唐诗人们景仰与不断回望的时代。对于其讨论的“言意之辨”的问题，对后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影响了像刘勰，刘禹锡等一大批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达到了一种后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
反思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一个（自觉 )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