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应该媚日还是应该抗日吗?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06-06 20:15:52选出

我们现在应该媚日还是应该抗日吗?●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
　　　　　　　　　　　　　　　　　
　　●当中国人意识到“脱美国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的时候，恰恰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的时候
　　　　　　　　　　　　　　　　　
　　国际形势在变，中日关系也在变。在变化中的形势下，我们如何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相处，构筑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对此，笔者提出以下6点看法。
　　　　　　　　　　　　　　　　　
　　历史问题不是中日的全部
　　　　　　　　　　　　　　　　　
　　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双管齐下”，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其理由是，历史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发展两国关系、扩大两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才能在两国人民的层次上真正获得解决；不宜将作为一个思想认识问题的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或“入口”。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不能仅仅因为历史认识而影响和耽搁了其他更多的、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紧急问题的解决，进而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
　　　　　　　　　　　　　　　　　
　　不能听任中日陷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
　　　　　　　　　　　　　　　　　
　　“矛盾无处不在”，即使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宜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不好的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合作，不宜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总之，中日关系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是可能导致中日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催化剂。“在民族主义的世界里，越偏激就越正确”。我们不能听任中日陷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对待我国，反之亦然。
　　　　　　　　　　　　　　　　　
　　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双方的事，也是中日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一种责任。在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不应该也不必要争夺什么“主导权”，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共同体――欧盟就不是“一国主导”的。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日本同美国结盟并不妨碍中日之间也可以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我们需要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
　　　　　　　　　　　　　　　　　
　　不要主观地抬高或贬低日本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现实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是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一个反映，对于日本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可以表示理解。当然，我们期待日本不要偏离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也需认识到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决定对日关系的首先不在于对方的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而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对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不仅应该给予肯定，而且应借鉴其有益经验。日本是追赶欧美、实现工业化的最大成功者，对于仍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发展途中的中国来说，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中日两国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无法同美国相比，都不宜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当中国人意识到“脱美国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的时候，恰恰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的时候。比如，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没有出现贫富差距。因此，应坚持客观地、科学地估价日本在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不要主观地、带有情绪地抬高或贬低日本。
　　　　　　　　　　　　　　　　　
　　中日合作应从国家利益出发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重要一环。工业化与信息化是中日合作推向新高度的两个重大领域，多增加一些大型合作项目有利于中日经济互补性发挥得更加充分。对中日合作项目进行评估时，基本上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以经济技术合理性为依据，而不宜过多掺杂政治、感情的因素，防止经济或技术问题被“政治化”。共同对付日益上升的、比传统威胁更具破坏性、扩散性、危险性的非传统威胁（如恐怖主义、环境破坏），必将成为连接21世纪中日关系的强韧纽带和“战略基础”。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正在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日外交不是远交近攻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中国对世界各国，既不“远交近攻”，也不“近交远攻”，而是“远近皆交”，中日两国在外交思维上需要明确选定“近交”摈弃“近攻”（“近交”的榜样看欧洲，“近攻”的坏样看中东）。
　　　　　　　　　　　　　　　　　
　　在东海海底资源开发问题上，中日双方都应该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如果为了这个问题发生冲突，那就如同两个婴儿争抢桌上的一杯牛奶，其结果只能是把牛奶杯打翻。
　　　　　　　　　　　　　　　　　
　　我们既要批驳所谓“中国威胁论”，也需主动意识到自身的发展和崛起对周边邻国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确立令人信服的、体现“和谐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
　　　　　　　　　　　　　　　　　
　　应继续推进中日间各个层次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通过5个“相互促进”来推动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官民互促；政经互促；中央与地方互促，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互促。影响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因素是人，应大力加强被称之为“人心、人情的交流”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并通过各种交流扩大对方国家在本国的存在感和接近感（比如适当增加对方国家在本国电视等媒体上的广告就是一个很有效果的方法）。
　　　　　　　　　　　　　　　　　
　　参拜问题，坚持“区分论”
　　　　　　　　　　　　　　　　　
　　中国明确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因为在过去日本对华及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问题上，我们坚持“区分论”，反对“不加区分论”。
　　　　　　　　　　　　　　　　　
　　鉴于那场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中国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后一再强调“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强调那场战争是少数当权的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不是“民族对民族”的战争，其用意显然是旨在防止出现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对立长期难以消除的局面。然而，前首相小泉作为一国的代表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军国主义者的代表）的靖国神社，颠覆了“区分论”，助长了“不加区分论”，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即一方面在中国出现了少数民众将日本人都当作“日本鬼子”的“反日”情绪和过激言行，另一方面在日本则出现了“国家与国民一体同心”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回潮。这样，靖国神社问题成为历史问题政治化和外交化，激发民族主义的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的“区分论”显然不是所谓“阶级论”，中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区分“军国主义者”和“人民”，并没有将“人民”划分为“阶级”的意思。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二战后欧美等反法西斯国家也同样采取了“区分论”的立场。
　　　　　　　　　　　　　　　　　
　　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围绕靖国问题的争论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从宪法有关“政教分离”（这应该说是近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和维护日本外交利益的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在政治家中间也出现了“分祭论”等各种谋求解决靖国问题的意见，这意味着“区分论”日益成为中日两国民众的共识。
　　　　　　　　　　　　　　　　　
　　中日关系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是需要双方都来努力的共同事业。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方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进入一个互惠双赢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后发表的公报中，中日双方首次在两国关系上使用了“战略”的提法。
　　　　　　　　　　　　　　　　　
　　中日两国是搬不开的邻居，邻居间相安无事、相互帮助，避免成天吵架，鸡犬不宁，这显然是两国民众的普遍的、朴素的愿望。我们坚信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才真正代表和体现了中国的主流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