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公好士”与“苏门六君子”
一蓑烟雨2006-05-18 09:02:51
“欧阳公好士”与“苏门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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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公，欧阳修也，北宋初期领袖文坛。作为文坛盟主，其一言之褒贬，足关学子一生之荣辱。然而乐于提携后进的欧阳修从不吝惜自己的褒奖。“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而其退老于颖水之上，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故苏轼称：“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

欧阳修在汴京为官时的最大功绩，便是嘉佑二年的主试。要不是他挽狂澜于既倒，不仅北宋古文运动行将夭折，而且苏轼父子也可能湮没终身（其擢拔苏轼的经过见拙文《苏东坡的旷世才情》）。欧阳修一生，还举荐过包拯、胡瑗、曾巩、吕公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宋名臣和文坛大家。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讲过欧阳修对他的好评，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于广座之中。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不阿权贵的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李白、韩愈期许，实是难能可贵。

查察欧阳修好士的源头，似乎与其恩师晏殊有关。欧阳修早年屡试不第，后受到翰林学士晏殊等人的鼓励和奖掖，连登高科，成为进士。晏殊去世后，欧阳修在碑铭其赞其“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务进贤才”。欧阳修一生以“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好客喜士”（见《宋史"欧阳修传》而名满天下，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晏殊的影响。

欧阳修的好士之风，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得意门生苏轼。苏轼一生以发现和提携人才为己任。其门下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皆为一代风流。加上陈师道、李膺，是为“苏门六君子”，各以文名著称天下。苏轼对门下弟子的栽培与攫拔，一生也是不遗余力。苏轼任徐州太守时，黄庭坚写信给他，并附上自己的两首诗，将苏轼比作高崖青松，自己则为深谷小草。苏轼读了黄诗，大加赞赏，回信称许黄庭坚“如精金美玉，将欲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他还谦逊地鼓励黄庭坚说：我想求交于足下，还怕你不肯与我相交呢？对于才华横溢的文学新秀，苏轼一向是如此自谦。熙宁十年，秦观来徐州拜访苏轼，有诗云：“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苏轼“置礼备乐，如师弟子”。并赞扬秦观为“夜光明月之珠”，作品“超逸绝尘”，称其“雄词杂今古，中有屈宋姿。”晁补之
十七岁时即师从苏轼，深得苏轼赏识延誉。苏轼一生对这个开门弟子也要求甚严，补之也不负恩师所望，其诗文名重一时。张耒初为苏辙所重，苏轼在密州筑超然台，闻其名，约其撰《超然台记》，并由此开始诗文交往。苏轼称张耒之诗“具秀杰之气”、“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

对门下子弟，苏轼倾心若此。对素不相识的人才，苏轼同样推重有加。毛滂曾在苏轼手下为官，他与一位杭妓相恋，任期满时以《惜分飞》一词相赠，后来苏轼偶然中听到这位歌妓唱了这首词，大加赞赏，并问是谁写的。当得知是毛滂写的后，对客人叹道：“我手下有这样的词人，而我竟不知道，这是我的罪过。”第二天，苏轼就邀回毛滂，“款洽数月”。后来毛滂终成著名词人。所以《珊瑚钩诗话》中说：“东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长，琐屑之文，虽非其徒，骤加奖借。观其措意，盖将揽天下之英才，拂诱掖教载成就之耳！”但苏轼后来在给毛滂的信中，却真诚而谦虚地认为：“文章之好坏，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尽管他最先发现了黄庭坚、张耒等人，但人们初读他们的诗文，有信的，也有疑的。久而久之，才一致称赞。“轼安能为之轻重哉？”擢拔贤才而不贪其功，苏轼风范，令人心折。

苏轼好士，甚至连仇人之子也着意提携。苏轼远贬海南，几乎丧命，都赖权臣章敦所“赐”。但苏轼任主考官时，却不计前嫌，以第一名录取了其子章援，其胸襟广阔如此。在海南，苏轼有感于蛮荒之地不通教化，亲自设帐讲学，“拓荒琼州。”三年后，其弟子姜唐佐不负先生的期待，成为海南第一位举人。再过六年，符确又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有宋一代，海南中进士者十二人，至明代更是文风鼎盛，有“海滨邹鲁”之誉。而这一切的变化，“全赖苏轼之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观欧阳修、苏轼等人行止，当知此言未必尽然。有宋一代，文坛巨匠辈出，群星璀璨，究其原因，当与欧阳修、苏轼等人倡导的好士之风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