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在清代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2-16 21:44:06选出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 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 “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但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它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选取狭义文化的视角，力求对桐城派的兴起作一系统的考察，并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依托的区域背景作一客观分析。
古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1]此观点虽显偏颇，但也大体勾勒出明代古文的发展脉络。

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宋濂以后的“前后七子”，却揭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旗帜，[2]认为文自西汉以下，皆不足观，唐宋古文受到了“前后七子”的排挤与轻视。虽然在复古的态度上，“前后七子”与韩、欧等人并无区别，但两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态度却有差异。“前后七子”全然没有唐宋古文诸家“以复古为创新”的精神，他们把秦汉之文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一字一句地进行摹拟，认为文章须“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3]否则不能得古人之神髓。在形式上过于规模古人，成为“古典的形骸”，[4]大大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

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归有光对“前后七子”轻视韩、欧的态度甚为不满：“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颃颉；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5]归有光曾撰专文批驳“后七子”，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归有光：“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6]但由于唐宋派本身的文学成就不高，故影响有限。

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不仅与机械地摹古拟古的“前后七子”针锋相对，也与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张迥异，具有浓厚的反道学思想。公安派强调文学应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是对传统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模式的突破。但公安派末流局限于对个人感情与闲情逸致的抒发，文学成了个人感情的小摆设。
纵观有明一代，韩、欧古文传统仅仅在影响有限的唐宋派笔下得以短暂的传承，“前后七子”对韩、欧古文的鄙薄，公安派对载道文学的轻视，使韩、欧古文在有明一代难以立足。
但古文精当简明、文道结合的特点，使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文虽屡有沉寂，但总能重新走向兴盛。正如朱仕绣所说：“盖自周以降，二千年间，文章每降益衰，然其间辄有振起之者。故文衰於六朝，韩愈振之。降而五代，欧阳修振之。及其后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伪，王慎中、归有光振之。若今之为遵岩、震川者，盖不知何人也？”[7]
明清易代，亡国的教训使遗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就为古文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汪琬、魏禧、侯方域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韩、欧古文传统。虽然三人并未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明遗民的特有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思想难以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三人确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先导，为桐城派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康雍年间桐城人方苞提倡文宗韩、欧，学宗程、朱，以“义法”为特色的桐城派古文正式走上清代文坛。经过刘大櫆、姚鼐的传承，蔚然成派。其成派及壮大发展过程恰如王先谦所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8]
综之，从散文本身的发展规律看，桐城派的出现是明代以来许多散文家为承继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散文传统，廓清“前后七子”的机械摹古风气，共同致力于散文革新的结果。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9]关于桐城派的兴起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言。
（二）清代科举制度与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清朝开国以后，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0] 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 [11]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12]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採，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13]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14]《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1738），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15]。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16]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故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地域日渐扩展，其成员的构成也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囊括众多地区杰出文士的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