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的博古干什么去了？

最佳答案 - 由投票者2006-11-14 15:22:32选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长征的出发点在江西，这个奇迹的源头也在江西。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象鼻子湾对军委直属部队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

　　长征是党中央多次研究确定的正确决策

　　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犯了很大的错误，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策却是正确的。长征的决策过程有四个关键点：

　　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34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上旬，在博古、李德为前线主官的错误指挥下，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完全破灭。这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都对博、李二人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5 月27 日，中央负责人博古在瑞金沙洲坝的下霄村杨氏宗祠（中央政治局办公住地）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等地失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书记处四位成员（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了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会上，常委们神情凝重，陷于沉思之中。当时李德提出：鉴于广昌、筠门岭、建宁都已失守，东线的长汀也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已不可能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于是，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由于突围转移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共产国际，待批准后方可付诸实施。

　　6月共产国际的批复。中共中央的请示电发出后，6月25日，共产国际的复电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传到瑞金。电文称：“……谈到对苏区主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至于斗争的前途，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即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从电文内容看，共产国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

　　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到共产国际复电不久，博古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危境中的对策。毛泽东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博古在会上既没有提出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也没有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会议拒绝了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西突围的正确主张。根据李德的建议决定派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进，“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区”。有关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事情却“秘而不宣”。

　　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会后不久，博古又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重大事宜。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和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此时，洛甫、项英调往他地工作，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皆无权过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计划。

　　长征出发前经过充分的谋划和准备

　　中央书记处5 月做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后，从6 月底7月初到9 月底10月初，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实际上开始了突围转移的各项秘密准备工作。

　　一是军事上的准备。主要有：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红七军团北上，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西征，战略目的是一路“调敌”，一路“探路”（周恩来语）；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南天王”陈济棠部秘密谈判，达成“互相借道40 华里”等五项协议；制定了5 —7 月和8—10月两个军事季度计划；派出程子华到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工作，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布置主力红军换防和组编事宜；部署了中央苏区的游击斗争。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是年5—6 月间，根据中革军委扩红5 万的要求，中央苏区超额完成扩红任务62269 名。9 月份又完成18204 名，从5 月到9 月中央苏区共扩红8 万余人，同时还征调了充任运输队、担架队的5000 名夫役，为突围转移扩充了军力。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中央苏区人民响应中央政府借谷筹粮的号召，6—7 月间共筹军粮84 万担。同时还备有棉花8.6 万斤、被毯2 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价值10 万元的中西药品、150 多万元的军费等，突围前还取出了设在石城烂泥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中的一批金银器具，分给各野战部队保管使用。

　　四是组织上的准备。派出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李维汉）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传达中央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决定成立了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派出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到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确定了去留重要干部名单。

　　五是行政上的准备。为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是年7 月在于都县城设立了赣南省，由项英负总责，省委书记为钟循仁，省苏维埃主席为钟世斌。

　　长征突破重重封锁迎来胜利曙光

　　长征初期，从于都出征到遵义会议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其关节点是：

　　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主力红军在突围西进时，义无反顾，且战且进，然损失惨重。第一次突围（王母渡、新田间）折损3700 余人，第二次突围（汝城一线）折损9700 余人，第三次突围（郴、宜之间）折损8600 余人，第四次突围（湘江之役）折损30000 余人。过湘江后，87000 余人的部队共折损了52000 余人（刘伯承称“折损过半”），剩下35000 余人未被消灭，成为中国革命的精锐。红军主力四次突围的浴血奋战，总算突破敌军重围，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广大指战员在湘江重创后，对李德、博古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李德唉声叹气，诿过于人；博古一筹莫展，差点自杀。将士们在血泊中的惊悟、怨愤，产生了一种新的期盼；惨烈、悲壮的战略转移促使了人们的深思和觉醒。

　　黎平转兵。红军兵至通道后，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打破自“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后长达三年的沉默，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力主红军西进贵州，放弃原定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危险计划。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转机，周极力支持毛的主张。在是年12 月18 日的黎平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实施“黎平转兵”。于是，红军挥戈西指，进军贵州，连战连捷，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军事上为中央红军创造了胜利的“开局”。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转折的伟大标志。在遵义会议上，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批判“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决策性作用。其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战事。这在事实上就构建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张闻天为首脑、以周恩来为脊梁的新的“毛张周”领导体制。这是革命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微妙、特殊的领导格局。这个新的“毛张周”体制是一个团结协调、配合默契、珠联璧合、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内、军内有很强的亲和力、公信力和凝聚力，是确保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决定性条件。遵义会议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越过雪山草地，确定“落脚陕北”，粉碎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取得了“三军大会师”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