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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女权主义

在19世纪欧洲某些国家,妇女在社会角色的变化是针对所有阶级的妇女, 或受益人只有上层阶级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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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士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0-27 10:31:03选出

女权主义批评和性别政治


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多元文化格局之下,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力量在西方扮演的角色却愈来愈重要并显得愈来愈不可替代。近几年来,它不断地以另一些形式,如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怪异研究(queer study)、妇女研究(women study)等,频繁地出现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颇为引人注目。女权主义又称“女性主义”,只是说明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明的侧重点的不同。毫无疑问,女权主义的边缘性是双重的: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在学术话语圈内所发出的微弱声音。这两点倒使得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只有强烈的论战性和挑战性,并一直在进行着向中心运动的尝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女权主义就曾经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共同形成过某种“三足鼎立”之态势。后来,到了80年代后期,阿布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理论界的失势和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女权主义在经过一度的分化之后又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共同形成过一种新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的多向度发展,它义被纳入一种新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得到观照。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属于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研究范畴的妇女研究、女性批评、性别政治、女性同性恋研究、怪异研究等均成了文化研究中与女性相关的课题。总之,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女权主义和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女权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显示出其包容性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女权主义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早在19世纪,西方文学界就曾显示过自己的力量。进入20世纪以来,仅在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女权主义就曾掀起过两次浪潮。其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妇女本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各种权利,而且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权主义理论批评的多元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自19世纪末延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参政意识,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不相容之处。早期的一些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和批评家,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都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起过重要作用。伍尔芙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她的两本书中:《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专注妇女文学生产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考察。在与男作家的物质条件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伍尔芙大胆地提出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可供自己安心文学创作的小天地,即“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畿尼亚》(Three Guineas)则探讨了男性所享有的权力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指出诸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类法律上的不公正现象均产生于父系社会,尤其产生于早期家庭中的两性分工。波伏娃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她指出,既然在男人眼里,女人生来就地位卑下,就应当受制于男性社会,那么女人根本无须对男人抱同情之心,而应当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估价自己作为女性而应享有存在价值。这种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意识已开始接近当代新女权批评理论。但应该承认,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心仍在欧洲,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大大多于文化性和学术性,因而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仅存在于批评的外部,并未从本质上触及批评的话语本身。而且女性批评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临的诸如生存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并未介入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则使得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及其争论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了北美。其特征也逐渐带有了当代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代码性、文化性、学科性和话语性,并被置于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保护伞之下。诸如克里斯蒂娃(J.Kristeva)、西可苏(H.Cixous)这样的欧洲女权主义思想家频繁往返于欧美两大陆著述讲学,其影响大大地超出了在本国或本学科领域的影响。第二次浪潮持续的时间从20实际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后期,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的问世为开端,主要强凋的是进一步争取妇女的解放。但此时论争的重点已由注重妇女权益转向了妇女的“经历”,以及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就其“中心”北美而言,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实际上是高涨于60年代中后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其中有五个重要的论争焦点频繁地出现于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家探讨性别差异的著述中:生物学上的差异,经历上的差异,话语上的差异,无意识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论者们讨论的主题包括父系权力制度的无所不在,现存的政治机构对于妇女的不适应性和排斥性以及作为妇女解放之中心课题的女性的差异等,这些均可在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的著述中读到。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除了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外,还有斯皮瓦克和主张建立一种“女权主义诗学”的肖瓦尔特(E.Showalter)。前者从第三世界的“他者”视角对男性中心社会及话语进行解构,后者则致力于建构英语世界的女性批评话语和女权主义诗学。她们的影响至今仍渗透在北美以及一些“后殖民地”国家的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勃兴,后现代主义辩论的白热化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的冲击,女权主义本身已变得愈来愈“包容”,愈来愈倾向于与其他理论的共融和共存,从而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多元走向新格局。由于女权主义者本身的“反理论”倾向,她们中的不少人热中于介入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理论争鸣,因而在当今的西方便出现了女权主义的新走向,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黑人和亚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有色人种女性文学,第三世界/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性别政治,怪异理论,等等。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表明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驳杂,另一方面则预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日趋成形和内在活力。如果我们把欧洲的女权主义与北美的女权主义作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前者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自我意识因而显得成熟,而后者则在理论上表现得幼稚并且甚至拒绝对自己的批评测理论化,前者带有明显的“学院派”女权主义色彩,而后者则颇具战斗性和挑战性;前者深受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如西克苏)和符号学(如克里斯蒂娃)的影响,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论争色彩,并强调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根本差异和性别特征。因此有的学者干脆称前者为女权主义理论,后者则为“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这里仅列举在90年代的西方仍有着影响和活力的几种思潮和倾向。

  女权主义的性别政治。这要体现于凯特·米耶(Kate Millett)的著作《性政治学》(&xlLtll POlitthe,1970)。在这本书中,作者的批判矛头直指父系制度。她尖锐地指出,正是父系制度才使得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使得女性生活在男性权威的压抑之下,造成两性之差异的外部原因除了其生物上的区别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对于女性批评家来说,要推翻这一人为造成的等级秩序,首先就得向父系制度的权威发起进攻。她通过对几部男性作者的小说的阅读,有力地批判了父系制文化,强调了女性读者之于写作的作用。这一倾向曾引起过包括女性批评家在内的普遍争议,但现在却颇有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毫无疑问,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很容易和马克思主义的政见相关联。在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术界“学院化”之后,这种关联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如果说性政治学倾向根本忽视了阶级关系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则着重强调了这几个方面:(1)家庭的经济结构以及伴随其而来的“家庭意识形态”;(2)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分工问题;(3)教育制度及其现状;(4)男女所得以不同表现的文化生产过程;(5)性别特征的本质以及性欲与生物学上的繁殖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这一倾向所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妇女所蒙受的双重压迫:工作上的性别分工和家庭里的性别歧视,具有强有力的挑战性。在一般情况下,学者们总把女权主义纳入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批评框架内,其原因不外乎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所探讨的问题常常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问题。

  反女性的女权主义。这是当今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趋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辛(Doris Lessing)的小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发表时起,女权主义运动内部就有一部分人反对过分地强调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立,以免导致某种两性之间的“战争”。之后克里斯蒂娃又于70年代末发表了长篇论文《妇女的时代》(Le Temps des femmes,1979),更是反对把争取妇女的解放等同于仅仅与男性共同主宰社会或改变以往妇女在男人眼中的“他者”形象。针对一部分女性批评家和作家所寻求的“女性的话语”或“女性写作”,她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女性的自恋”(feminine narcissism),根本无益于反抗袭来以久的“男性中心”社会,其结果倒有可能产生一种“女性中心”的趋向,从而也就失去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她们所要寻求的是一种普遍可行之有效的“人类的话语”。在女权主义逐渐失却往日的战斗锋芒的今天,这一趋向倒变得越来越明显。

  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就其中文翻译而言,不少人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这一特征在当今时代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致力于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这种模式实际上意在强调女权主义内部的美—法之差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肖瓦尔特。她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就试图为英语文学中的女权主义传统勾勒一条,也即(1)女权阶段(1840——1880);(2)女权主义阶段(1880-1920);(3)女性阶段(1920——)。这表明了英美女权主义自有其独立阿法国影响的传统,而且女权主义本身越是发展到当今越是强调其女性的性别特征。因而在当今美国,“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或“女性批评”(gynocriticism)常常以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出现在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表或刊物或研讨会上。

  法国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理论。与北美的女权主义所不同的是,腿的女权主义者有着较清醒的理论意识,尤其受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影响。她们试图从对弗洛依德的“男性中已”世界的质疑入手来解构所谓的“男性性征崇拜”。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主要有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前者曾以“反女性”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而著称,试图将妇女所受到的压迫区别于另一些被“边缘化”的力量;后者则以哲学家兼作家的身份试图以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话语来正面地表现当代女性的形象。

  
  在90年代后期,对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研究再度被各种媒体“炒”热,使之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东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引人注目。女权主义也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这两人理论思潮一样,正经历着某种“全球化”的阶段,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列女权主义的释读和接受自然也不尽相同。从女权转向女性、妇女研究过渡到性别政治,从同性恋研究到怪异研究等都促使女权主义批评成为一种多元取向的理论思潮。可以预言,面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大潮的推波助澜,在进入新世纪的年代里,女权主义的浪潮仍不会衰退,对女权主义的多方位考察研究和各个视角的理论建构也会越来越趋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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