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答案 - 由投票者2006-10-03 18:12:09选出
所谓“官本位”,是借用货币度的“金、银本位”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意即拿官衔大少、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严之价值。就象用金银为本位货币来使用时,发挥它本的“价值尺度”职能,用它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这也是一种对应于英美发达国家以学识能力为本位的“能力本位”的一种社会价值体系。
近年来,许多青年人的闲聊胡,他们不谈学业,也不谈工,更不谈发明创造,谈来谈去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像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标。也只有把己安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才使他的生活过的充实而有意义。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我想,这种人一旦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来说,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并力争“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钱,请我也不来”。因此,该官在任上必然使该地“天高三尺”(因地皮被刮低了三尺),而其下的人民却渊深三丈也。而那些没什么路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营竞奔为能事,以“扯大旗”为荣耀。 我想国社会的盲目愚昧,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与这种“官本位”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国早就应该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跨进文明社会行伍。
也难怪,国经历了漫长而野蛮的统,度出于愚民的需要,只允许世人在文化的窠臼削适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杀于摇篮之。统者为了粉饰己的“开明”和“求贤若渴”,也为了消弥人民的抵触情绪,防止人民起来抢他的交椅,就发明了“开科取仕”的把戏。明代以来,元璋将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这就把一代代知识分活埋在对的四书五经皓首穷经之。将一代代读书人的聪明才,用于考据和解释维护封建伦理的孔孟之道上。将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绑在等级森森、暮气沉沉的统的机器上运。让莘莘学们拼老命往这独木桥上挤,使他们对开科取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清初广东学者廖燕对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说:“吾以为明太以艺取仕,与秦焚书之无异,特明巧而秦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读书人一天到晚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对其他书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棼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陈四益《不焚之焚》,见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书第80页,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时守旧大臣鄂尔泰亦一语的、不打招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笼络人才,舍此莫属”(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82页)。
在这种埋没人才、戕伐心的科举度下,有那幸运的学,一旦金榜提名,就象是鲤鱼跳进了“龙门”。统者就会借之大肆张扬,以示其“天下英才,尽入吾彀,岂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运儿光耀、身价倍增。由于科举考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先天不,加之仅凭统者个人好恶来取舍留汰,再加上社会官场腐败、舞弊成风,在光鲜耀眼的举背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没,有更多的人龙凤被消蚀。
在国古代,有多长的赶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间悲剧。经过一千多年的强化驯育,“学而优则仕”,业已成了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营竞奔,业已构成了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代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势。
这种埋没人才的开科取仕度,把全民的莘莘学引入“曰诗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而将经世济用的然研究视为“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使然科学研究人才日见稀缺,而充满迂腐酸臭之气的“孔乙己”则汗牛充栋,真正的济世通儒则万不见一。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触犯了封建统者的禁忌,必遭“大逆无道”之名而被“灭九”。使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事业近于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只剩下了一只腐朽停、愚昧落后、颟顸横蛮的巨大躯壳。西方列强开来几艘炮舰,就把它打了个稀巴烂。号称“华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广担任钦差大臣期间,闻言镇海炮台(今山群岛)被英军功占后,他大惑不解地说:“素闻洋兵无膝,一仆即不能起,何于斯”(黄《游手好闲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天朝大国的华丽衣饰内,却包一块腐烂不堪的“弱肉”,几乎落到了任凭西方列强分而食之的地步。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天工开物》,竟在国失传一百多年,直到本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回国“归认”。该书的者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大业文人弃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无奈感叹。
到了五四时代,先贤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辈,后哲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将“开科取仕”批得体无完肤、挥身脏水。先贤后哲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开科取仕再没了兜售的市场,而代之以新式学堂,授之以现代科学知识。不再将那“曰诗云”和“之乎也者”为学生的唯一功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盖世奇才,为国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科取仕”虽然被取缔了,但人们的思维定势的扭却异常艰难。现代之国,虽没有了开科取仕的范可循,可“官贵民贱”、“官本位”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却显示了它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生存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衔大小、职位高低,为社会心价值的奇特现象。
例如现今流行的哪一级别的干部,就配哪一挡次的车、哪一标的房、享用哪一等级的出差补,连死后化成了骨灰,对悼会的规格和骨灰盒的摆放位,也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卑次序,且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否则就是严的越或“政错误”,令你就无法收场。
对于那些不够格配享车的低级干部,他们也要出去考察“烟酒”(研究),则以乘飞机、软卧、用硬卧等标来区别之。等级之间的界限颇为严格,轻易越不得。如果无视规定硬要摆谱,就算不究他越犯上的“严错误”,也要己陶腰包。
在这种严格卑等级序下,那些记者、教授、研究员、院士、僧侣们,因为当初忘记了给他们定个行政级别,他们在外出办事时,登机、乘车、宿和联络都挺不方便的。那好办嘛,就按他们的历深浅,授给他们相应的行政“级别”吧!所以才有了让内外人士十分费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如 “某某为厅级教授”,“某某为局级记者”,“某某为省级院士”,“某某为部级和尚”,“某某为地级研究员”等,此为国特色的社会义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种法,虽能解没行政级别的记者、教授、院士、研究员、僧侣们的一时之尴尬,却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官本位观念,使国的社会意识始在“官”上悠,陷入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之。而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和艰难。
“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们眼里只盯官衔职位,使得国人有“一叶障目、不知泰山”的狭隘和无知。在一个官本位观念浓郁的特权社会里,人们只知道官衔职位能带来一系列特权,而不知社会除了官衔职位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要人去参与。在毛泽东时代,曾极度贬损和打击人文知识分,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他青年时代饱受知识界轻贱,从而使之形成仇视偏狭的病态心理因素外,大概也与国社会的“官本位”和“官贵民贱”观念的浓熏染,也有很大的思想渊源关系。
与上述“唯官是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种“厌官心理”。这是一架哈哈镜的另一面。因为近年各级官吏所所为,使社会人士侧目而视,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誉很是不好。于是便使很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流人才学问,二流人才办实业,三流人才才当官”的社会观念。报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不少家长见孩学习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骂曰“读书不用功,学业没指望,将来只能去当官”。一些企业见员工呆头笨脑地不用,也狠狠地责之曰“看来,你只是一个当官的料啊”。
这种社会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厌官心理”的集体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也是极力反对的。
撇开这种从“官位崇拜症”的极端,入“官位厌恶症”的另一极端的病态心理不说,假如真让三流人才充斥各级行政和社会管理机构,恐怕国人民永远没好日过。这是由于三流人才没有“慧眼识”的灵性,就会使一流人才所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会把珍当泥沙、宝玉变瓦砾。也因为三流人才的学识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欠缺,比较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种就是“学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卑心理;另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和“目空一切、狂妄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种人,很可能为了防止别人抢他的“交椅”,而采取“武大郎开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则;而后一种人,则可能眼高手低、大才疏,认为“枫桐县里无好人”。两种心理都是病态的,都可能变本加厉地嫉贤害能。让这种人手握国家各级权柄,他们很少会有“圣人在朝、国之宝也,圣贤不举、国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样一来,还是国家受难,民遭殃。
愿国的有青年清醒理一些,摒弃这种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和“唯官是求”的意识,用更多的精力来充实己学问见识、完善己的品德修养,争人类文明传道者和科学文化的创造人。也愿国的有心人,在认清了官本位对社会的危害后,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苍蝇老鼠之肮脏腥臭,避之犹恐不及。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营造出一个以能力、学识、德行等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体系,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出应有的贡献。
也愿当前的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养,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积蓄一些正义良知。虽然现在学习和养成这些文明素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大谋福祉,才有可能为社会出较大的贡献。
更愿那些具有较高的道德品和不凡才华的有青年,尽快脱颖而出,使之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或管理岗位去,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开一代廉洁正直的官风民气。
相信在社会各界和各地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种“盛气凌人、酒气喷人、胸无点墨、心无廉耻”的干部,那种“官油”和“官混混”们,以后会越来越少,而出现一些才华横溢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的政家。也愿我的良好愿,不会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说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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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本位”,是借用货币度的“金、银本位”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意即拿官衔大少、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严之价值。就象用金银为本位货币来使用时,发挥它本的“价值尺度”职能,用它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这也是一种对应于英美发达国家以学识能力为本位的“能力本位”的一种社会价值体系。
近年来,许多青年人的闲聊胡,他们不谈学业,也不谈工,更不谈发明创造,谈来谈去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像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标。也只有把己安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才使他的生活过的充实而有意义。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我想,这种人一旦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来说,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并力争“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钱,请我也不来”。因此,该官在任上必然使该地“天高三尺”(因地皮被刮低了三尺),而其下的人民却渊深三丈也。而那些没什么路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营竞奔为能事,以“扯大旗”为荣耀。 我想国社会的盲目愚昧,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与这种“官本位”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国早就应该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跨进文明社会行伍。
也难怪,国经历了漫长而野蛮的统,度出于愚民的需要,只允许世人在文化的窠臼削适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杀于摇篮之。统者为了粉饰己的“开明”和“求贤若渴”,也为了消弥人民的抵触情绪,防止人民起来抢他的交椅,就发明了“开科取仕”的把戏。明代以来,元璋将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这就把一代代知识分活埋在对的四书五经皓首穷经之。将一代代读书人的聪明才,用于考据和解释维护封建伦理的孔孟之道上。将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绑在等级森森、暮气沉沉的统的机器上运。让莘莘学们拼老命往这独木桥上挤,使他们对开科取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清初广东学者廖燕对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说:“吾以为明太以艺取仕,与秦焚书之无异,特明巧而秦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读书人一天到晚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对其他书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棼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陈四益《不焚之焚》,见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书第80页,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时守旧大臣鄂尔泰亦一语的、不打招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笼络人才,舍此莫属”(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82页)。
在这种埋没人才、戕伐心的科举度下,有那幸运的学,一旦金榜提名,就象是鲤鱼跳进了“龙门”。统者就会借之大肆张扬,以示其“天下英才,尽入吾彀,岂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运儿光耀、身价倍增。由于科举考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先天不,加之仅凭统者个人好恶来取舍留汰,再加上社会官场腐败、舞弊成风,在光鲜耀眼的举背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没,有更多的人龙凤被消蚀。
在国古代,有多长的赶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间悲剧。经过一千多年的强化驯育,“学而优则仕”,业已成了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营竞奔,业已构成了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代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势。
这种埋没人才的开科取仕度,把全民的莘莘学引入“曰诗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而将经世济用的然研究视为“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使然科学研究人才日见稀缺,而充满迂腐酸臭之气的“孔乙己”则汗牛充栋,真正的济世通儒则万不见一。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触犯了封建统者的禁忌,必遭“大逆无道”之名而被“灭九”。使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事业近于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只剩下了一只腐朽停、愚昧落后、颟顸横蛮的巨大躯壳。西方列强开来几艘炮舰,就把它打了个稀巴烂。号称“华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广担任钦差大臣期间,闻言镇海炮台(今山群岛)被英军功占后,他大惑不解地说:“素闻洋兵无膝,一仆即不能起,何于斯”(黄《游手好闲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天朝大国的华丽衣饰内,却包一块腐烂不堪的“弱肉”,几乎落到了任凭西方列强分而食之的地步。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天工开物》,竟在国失传一百多年,直到本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回国“归认”。该书的者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大业文人弃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无奈感叹。
到了五四时代,先贤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辈,后哲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将“开科取仕”批得体无完肤、挥身脏水。先贤后哲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开科取仕再没了兜售的市场,而代之以新式学堂,授之以现代科学知识。不再将那“曰诗云”和“之乎也者”为学生的唯一功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盖世奇才,为国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科取仕”虽然被取缔了,但人们的思维定势的扭却异常艰难。现代之国,虽没有了开科取仕的范可循,可“官贵民贱”、“官本位”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却显示了它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生存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衔大小、职位高低,为社会心价值的奇特现象。
例如现今流行的哪一级别的干部,就配哪一挡次的车、哪一标的房、享用哪一等级的出差补,连死后化成了骨灰,对悼会的规格和骨灰盒的摆放位,也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卑次序,且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否则就是严的越或“政错误”,令你就无法收场。
对于那些不够格配享车的低级干部,他们也要出去考察“烟酒”(研究),则以乘飞机、软卧、用硬卧等标来区别之。等级之间的界限颇为严格,轻易越不得。如果无视规定硬要摆谱,就算不究他越犯上的“严错误”,也要己陶腰包。
在这种严格卑等级序下,那些记者、教授、研究员、院士、僧侣们,因为当初忘记了给他们定个行政级别,他们在外出办事时,登机、乘车、宿和联络都挺不方便的。那好办嘛,就按他们的历深浅,授给他们相应的行政“级别”吧!所以才有了让内外人士十分费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如 “某某为厅级教授”,“某某为局级记者”,“某某为省级院士”,“某某为部级和尚”,“某某为地级研究员”等,此为国特色的社会义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种法,虽能解没行政级别的记者、教授、院士、研究员、僧侣们的一时之尴尬,却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官本位观念,使国的社会意识始在“官”上悠,陷入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之。而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和艰难。
“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们眼里只盯官衔职位,使得国人有“一叶障目、不知泰山”的狭隘和无知。在一个官本位观念浓郁的特权社会里,人们只知道官衔职位能带来一系列特权,而不知社会除了官衔职位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要人去参与。在毛泽东时代,曾极度贬损和打击人文知识分,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他青年时代饱受知识界轻贱,从而使之形成仇视偏狭的病态心理因素外,大概也与国社会的“官本位”和“官贵民贱”观念的浓熏染,也有很大的思想渊源关系。
与上述“唯官是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种“厌官心理”。这是一架哈哈镜的另一面。因为近年各级官吏所所为,使社会人士侧目而视,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誉很是不好。于是便使很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流人才学问,二流人才办实业,三流人才才当官”的社会观念。报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不少家长见孩学习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骂曰“读书不用功,学业没指望,将来只能去当官”。一些企业见员工呆头笨脑地不用,也狠狠地责之曰“看来,你只是一个当官的料啊”。
这种社会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厌官心理”的集体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也是极力反对的。
撇开这种从“官位崇拜症”的极端,入“官位厌恶症”的另一极端的病态心理不说,假如真让三流人才充斥各级行政和社会管理机构,恐怕国人民永远没好日过。这是由于三流人才没有“慧眼识”的灵性,就会使一流人才所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会把珍当泥沙、宝玉变瓦砾。也因为三流人才的学识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欠缺,比较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种就是“学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卑心理;另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和“目空一切、狂妄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种人,很可能为了防止别人抢他的“交椅”,而采取“武大郎开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则;而后一种人,则可能眼高手低、大才疏,认为“枫桐县里无好人”。两种心理都是病态的,都可能变本加厉地嫉贤害能。让这种人手握国家各级权柄,他们很少会有“圣人在朝、国之宝也,圣贤不举、国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样一来,还是国家受难,民遭殃。
愿国的有青年清醒理一些,摒弃这种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和“唯官是求”的意识,用更多的精力来充实己学问见识、完善己的品德修养,争人类文明传道者和科学文化的创造人。也愿国的有心人,在认清了官本位对社会的危害后,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苍蝇老鼠之肮脏腥臭,避之犹恐不及。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营造出一个以能力、学识、德行等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体系,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出应有的贡献。
也愿当前的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养,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积蓄一些正义良知。虽然现在学习和养成这些文明素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大谋福祉,才有可能为社会出较大的贡献。
更愿那些具有较高的道德品和不凡才华的有青年,尽快脱颖而出,使之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或管理岗位去,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开一代廉洁正直的官风民气。
相信在社会各界和各地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种“盛气凌人、酒气喷人、胸无点墨、心无廉耻”的干部,那种“官油”和“官混混”们,以后会越来越少,而出现一些才华横溢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的政家。也愿我的良好愿,不会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说梦话”。



雨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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