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09-06 13:58:44选出
秦修长城,关内鼎沸,有个孟姜女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凄婉地对着长城哭泣,千年绕梁。
但是一样做了的明朝却避免了不良后果,7000千米的浩大工程啊,但明长城的修建基本不见作为恶政留载历史。
这是为什么呢?
居庸关直到山海关,数百里的长城是明代所筑长城中堪称奢华、近乎完美的一段,西方著作里把这样的防御建设称为重大发明——因为以条石或城砖为表,内以夯土填实的做法对于火器的防范是有着巨大意义的,蒙元、宋以来的火炮基本没有开花弹,类似于长城这样的夹心面包似的构造模式大大减小了攻城武器对于城墙的直接破坏,而欧洲大部分的石筑堡垒在面对火炮的时候,尤其是非爆炸的实心弹的攻击,简直是应声而溃。
在山海关、司马台或者八达岭,你都可以感受到当初这项国防工程的浩大,明朝从永乐帝对北部瓦剌鞑靼的五次大规模征讨后,嘴上不肯承认,但是事实上还是对游牧民族开始采取守势了,以有明一代并不出色的国家经济管理,万里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为什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民怨沸腾进一步涌现出类似孟姜女那样的反战英雄呢?
首先,从造价上看,砖石为主的长城并没有占多少份额,相当多的地段其实还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夯土方式,吴思先生刊登在《历史学家茶座》的一篇《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里有个关于长城的经济角度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九边中延绥镇辖段1770里长的边墙,依照粮价折合成人民币,总工费(仅指人工费用)不过是1580万元,换算下来一米的长城造价仅为15块5毛人民币而已。
这样的低成本离不开地方官员的精心预算和妥善筹划,比如采用了实用为主的工程思想,基本以夯土墙为主,另外大量利用现成的山峰险要,以及前朝各代遗留下的旧址墙基。
我们的认知中,认为国家但凡大兴土木就是劳民伤财,但是早在宋朝就已经有官员意识到,当一地百姓面临灾困,地方经济停滞时,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型工程有助于解决民生困难,推动地方经济的再度复苏。延绥镇修建长城时正好遇到陕西等地连年遭灾,又多受来自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袭扰,因此百姓从主观上乐于这样的大型国防工程,同时由于采用的劳务支付是钱粮结合,也就是政府管吃饭,同时完工了还有银钱可领,这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对于困难民众的一种变相帮助。
第二,从劳动力上看,相当数量的军队参与了长城的建设。
洪武帝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对臣子说他和古代帝王的不同。
“吾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
他说的就是明朝兵役模式卫所制。明朝小军区(府)叫所,大军区叫卫,所规定的规模在1,128人,卫的规模有5,600人,平时卫所军人都有自己的田地,国家免税,到打仗的时候,由兵部派将,领着卫所兵去前线,打完了将回将家,兵回兵家,这就是明代的但实际上来源于唐代府兵制的卫所制度。
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将、兵分开,确保遏止军阀的产生。
但是明朝的兵和唐朝的兵一样,都得是多面手,他们服兵役的同时还要忙工役,当时称为“占役”,可能是给将领干私活,也可能是给国家盖长城。
明朝长城的修建,国家军队大量参与,参与程度最大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从居庸关直到山海关的长城精品段,主导修建过程的将领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戚继光,大家都熟悉他严整军纪的一个故事:
他从江浙一带招募贫苦矿工农民子弟三千人带到蓟辽前线,命令这三千人列阵于郊外,赶上大雨,三千人自早到晚,屹立不动,原来的那些老兵油子震惊得瞠目结舌,自此军纪大有改观。
军纪也体现在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上,戚继光主修的长城段,的确是万里长城中的精品。
第三,明朝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蒙元统治之后,来自北方草原的令人恐怖的蒙古劫掠者的阴影还没有从农业人口的记忆里淡去,建州女真成型以前的近二百年时间里,蒙古残余势力对于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袭扰是基本没有停息的。
永乐帝的北征没有达到歼击的目的,而之后的明朝,或者说他所代表的汉民族对于在和游牧民族的角力中战而胜之缺乏自信,所以无论是皇帝、文官还是士族、边吏、边民,都有迫切地用非主动的方式遏止游牧部落对农业国家的袭扰的强烈意愿。
修长城也就变成了大家统一的认知,加上经济、策划和人力调配的得当,工程被限制在了人们的承受底线之下,反对和咒骂也就基本消失了。
长城在明中后期的逐步完善,在国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在防范蒙古部落的袭扰上基本达到了目的,(土木堡属于明的盲目主动出击)明后期满清数破边墙,甚至跑到济南府掳掠骚扰,但也仅仅限于骚扰破坏,总体战略格局上,北部游牧民族的确是被挡在了长城之外。
明长城总长约七千公里,吴思先生的测算说,总造价大约为1069万两白银,折合RMB18亿7千7百万,如果算上敌楼,造价大约还要翻一倍。明朝任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国防工程,却没有孟姜女的出现,应当说,体现了农业文明在面对游牧文明的袭扰上的总体优势地位,虽然是被动的,消极的,但是从经济民生的角度上看,应该得到相当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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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