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修长城，关内鼎沸，有个孟姜女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凄婉地对着长城哭泣，千年绕梁。

但是一样做了的明朝却避免了不良后果，7000千米的浩大工程啊，但明长城的修建基本不见作为恶政留载历史。

这是为什么呢？

居庸关直到山海关，数百里的长城是明代所筑长城中堪称奢华、近乎完美的一段，西方著作里把这样的防御建设称为重大发明——因为以条石或城砖为表，内以夯土填实的做法对于火器的防范是有着巨大意义的，蒙元、宋以来的火炮基本没有开花弹，类似于长城这样的夹心面包似的构造模式大大减小了攻城武器对于城墙的直接破坏，而欧洲大部分的石筑堡垒在面对火炮的时候，尤其是非爆炸的实心弹的攻击，简直是应声而溃。

在山海关、司马台或者八达岭，你都可以感受到当初这项国防工程的浩大，明朝从永乐帝对北部瓦剌鞑靼的五次大规模征讨后，嘴上不肯承认，但是事实上还是对游牧民族开始采取守势了，以有明一代并不出色的国家经济管理，万里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为什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民怨沸腾进一步涌现出类似孟姜女那样的反战英雄呢？

首先，从造价上看，砖石为主的长城并没有占多少份额，相当多的地段其实还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夯土方式，吴思先生刊登在《历史学家茶座》的一篇《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里有个关于长城的经济角度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九边中延绥镇辖段1770里长的边墙，依照粮价折合成人民币，总工费（仅指人工费用）不过是1580万元，换算下来一米的长城造价仅为15块5毛人民币而已。

这样的低成本离不开地方官员的精心预算和妥善筹划，比如采用了实用为主的工程思想，基本以夯土墙为主，另外大量利用现成的山峰险要，以及前朝各代遗留下的旧址墙基。

我们的认知中，认为国家但凡大兴土木就是劳民伤财，但是早在宋朝就已经有官员意识到，当一地百姓面临灾困，地方经济停滞时，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型工程有助于解决民生困难，推动地方经济的再度复苏。延绥镇修建长城时正好遇到陕西等地连年遭灾，又多受来自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袭扰，因此百姓从主观上乐于这样的大型国防工程，同时由于采用的劳务支付是钱粮结合，也就是政府管吃饭，同时完工了还有银钱可领，这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对于困难民众的一种变相帮助。

第二，从劳动力上看，相当数量的军队参与了长城的建设。

洪武帝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对臣子说他和古代帝王的不同。

“吾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

他说的就是明朝兵役模式卫所制。明朝小军区（府）叫所，大军区叫卫，所规定的规模在1，128人，卫的规模有5，600人，平时卫所军人都有自己的田地，国家免税，到打仗的时候，由兵部派将，领着卫所兵去前线，打完了将回将家，兵回兵家，这就是明代的但实际上来源于唐代府兵制的卫所制度。

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将、兵分开，确保遏止军阀的产生。

但是明朝的兵和唐朝的兵一样，都得是多面手，他们服兵役的同时还要忙工役，当时称为“占役”，可能是给将领干私活，也可能是给国家盖长城。

明朝长城的修建，国家军队大量参与，参与程度最大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从居庸关直到山海关的长城精品段，主导修建过程的将领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戚继光，大家都熟悉他严整军纪的一个故事：

他从江浙一带招募贫苦矿工农民子弟三千人带到蓟辽前线，命令这三千人列阵于郊外，赶上大雨，三千人自早到晚，屹立不动，原来的那些老兵油子震惊得瞠目结舌，自此军纪大有改观。

军纪也体现在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上，戚继光主修的长城段，的确是万里长城中的精品。

第三，明朝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蒙元统治之后，来自北方草原的令人恐怖的蒙古劫掠者的阴影还没有从农业人口的记忆里淡去，建州女真成型以前的近二百年时间里，蒙古残余势力对于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袭扰是基本没有停息的。

永乐帝的北征没有达到歼击的目的，而之后的明朝，或者说他所代表的汉民族对于在和游牧民族的角力中战而胜之缺乏自信，所以无论是皇帝、文官还是士族、边吏、边民，都有迫切地用非主动的方式遏止游牧部落对农业国家的袭扰的强烈意愿。

修长城也就变成了大家统一的认知，加上经济、策划和人力调配的得当，工程被限制在了人们的承受底线之下，反对和咒骂也就基本消失了。

长城在明中后期的逐步完善，在国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在防范蒙古部落的袭扰上基本达到了目的，（土木堡属于明的盲目主动出击）明后期满清数破边墙，甚至跑到济南府掳掠骚扰，但也仅仅限于骚扰破坏，总体战略格局上，北部游牧民族的确是被挡在了长城之外。

明长城总长约七千公里，吴思先生的测算说，总造价大约为1069万两白银，折合RMB18亿7千7百万，如果算上敌楼，造价大约还要翻一倍。明朝任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国防工程，却没有孟姜女的出现，应当说，体现了农业文明在面对游牧文明的袭扰上的总体优势地位，虽然是被动的，消极的，但是从经济民生的角度上看，应该得到相当好的评价。

明长城

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占、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6 300多公里，俗称“万里长城”。
明长城的修建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刺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前期(1368～1447)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 (1372)，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洪武二十年(1387)，大将军冯胜、兰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1424)的 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 63边防)，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1566)长槭的大规模兴筑 “土木之变”以后，瓦刺、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以下长城重镇。
延绥镇。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命延绥巡抚都御吏余子俊大筑边缄，“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干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明史》卷九十一兵志·边防)黄甫川源于今内蒙古河套准格尔旗境内，南流至陕西府谷县东北注入黄河；定边营治今陕北定边县，偏头即今山西偏关县，宁固指当时宁夏诸卫和固原镇。这条长城的修建乃因袭隋朝开皇五年崔仲方所筑灵、绥长城的西段旧基，东段向东北延伸至府谷县黄河西岸，至成化十年工竣，共筑两道长城。嘉靖年间 (1522～1566)杨一清、刘天和等相继主持修缮改造。南遭长城自定边营向南经石涝池、新兴诸堡绕丁一个弧型至龙州城与旧墙相接、依托白子山，以杜塞入犯环(县)、庆(阳)之道。
宁夏镇。总兵官吏钊任职期间(1432～1443)置斥堠、建关隘，成为宁夏明长城的雏形。成化十年(1474)徐廷璋、范瑾仿照延绥巡抚余子俊的做法，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边政考》卷三)黄沙咀，位于后来的横城堡(今宁夏灵武县横城子村)西北，西临黄河。花马池即今宁夏盐池县城，这条长城东与延绥镇相接，亦沿用隋代灵、绥长城一部分旧基。明人称作“河东墙”。成化十二年(1476)贾俊出任宁夏巡抚督御史，在边八年，不挟妻子，精勤刚果，主持构筑贺兰山双山南口(今宁夏青铜峡市西北岔口)至广武营(今青铜峡市广武乡)；永安墩(今宁夏中卫县西南)至西沙咀(今中卫县柔远堡村)的宁夏西南边墙。又在今宁夏陶乐县东岸轫建河东“十八墩边墙”，北起镇远关(今宁夏石咀山东北)所对黄河东岸，南接横城堡“河东墙”。嘉靖年间，宁夏镇边墙再被帮筑改建，连缀成一体，东南起自花马池与延绥镇长城相接处，西北经兴武营、横城堡，沿黄河东岸北行至石咀山越过黄河，经镇远关绕一个大弧型，再依贺兰山东坡南下直至枣园堡转向西行，经宁夏中卫止于黄河北岸。
固原镇。明孝宗弘治年间，蒙古火筛、小王子诸部多次窜入套内，南掠固原、平凉一带，致使明王朝于弘治十四年(1501)正式成立固原镇，设总兵官，并开始兴筑长城的工役。“总制秦肱筑内边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余里，系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亦各修筑……屹然为关中重险。”(《皇明九边考》卷十)饶阳，指延绥镇饶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姬原乡辽阳村)，为延、固二镇分界处；徐斌水堡。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靖虏卫城，即今甘肃靖远县城；花儿岔，位于今靖远县西北水泉镇黄河东岸，这条近乎东西向的长城当时被称为“内边”。嘉靖年间 (1522～1566)固原镇将靖虏卫(今靖远)西南沿黄河东南岸修筑的墩台加筑长城穿过今兰州市，并顺洮河东岸向南延伸到今岷县境内，称“黄河一条边墙”和“洮州十关”。
甘肃镇。明初即设甘肃镇主持河西防务，但因明前期来自北方的边患主要集中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境内，河西相对为安。随着蒙古亦不刺部西迁，甘肃防务吃紧，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才始议修筑长城之事，而真正的兴筑是在嘉靖中叶。嘉靖十六年 (1537)巡抚赵载修竣镇番卫(今甘肃民勤)临河墩至永昌卫城(今甘肃永昌县)土垣、沟堑百余里。嘉靖二十年(1541)，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来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共三十里。”(《边政考》卷四)讨来河即今北大河，石关儿位于今嘉峪关黑山湖水库东北，这是嘉峪关第一次以正规的城垣工程出现。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 1548)巡抚杨博又主持了甘肃长城的三段大规模增建工程。第一段东起五坝堡(今甘肃高台东18里)沙岗墩，西至九坝堡(今高台西北40里)，绵延于黑河北岸。第二段位于山丹卫境内，东起五泉口奉城铺(今山丹丰城堡)西达大口子东乐驿(今山丹县西东乐镇)。第三段东接东乐驿，西至甘肃镇城(今张掖市)西北板桥堡(今临泽县板桥镇)。在这道长城北侧龙首山诸山口还分别修筑了壕堑、墩台或关城。至此，甘肃镇所辖河西走廊段长城基本成型，连为一体。
大同、宣府镇。成化二十一年(1485)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时曾增筑墩台440所，东起四海冶 (北京延庆县东)，西抵黄河，延袤1 300余里。而重新修筑长城主要是嘉靖年间完成的。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542～1560)，翟鹏、詹荣、翁万达先后总督宜、大，挑修边墙干余里。新工程的特点是在城墙上筑墙台、敌台，“利于旁击”，台上置铺屋“以处戍卒”；靠近长城之处筑堡，“以休伏兵”，城垣下留有暗门，“以便出哨”。这是明长城建筑结构的…大改进，使城墙、关隘、烟墩、戍堡共同组成纵深防御体系。
山西镇。此地区的长城为内边，用意在于防止游牧民族骑兵绕出太行山东，危逼京师畿辅。弘治年间(1488～1505)，蒙古鞑靼诸部常驻黄河套中，偏头关一带黄河曲流多滩，向为入寇渡口，故，明中叶在这一带增修数重长城，形成一至四边。大边在关北120里，东接大同镇平虏卫崖头墩，西抵黄河：二边在关北60里，东接平虏卫白草坪；三边在关东北30里，东起老营石庙儿(今偏关县东北老营乡)，西抵白道坡石梯墩；四边在关南 2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偏关教军场。嘉靖年间增修紫荆关以南沿太行山而下的内长城，土石相拌，筑敌台铺屋、关城。使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内三关长城始完备。
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这段拱卫京师的长城因盘亘于燕山山岭间，易被山水冲垮，弘治、嘉靖年间分别在喜峰口至一片石，古北口、黄花镇至居庸关段补彻山口水道，增筑塞垣，即建城墙下可过山水的水关。
辽东镇边墙。史书一般都认为始筑于明成祖永乐中罢海运以后，但对修筑情况和位置走向又语焉不详。稍详确的记载是①辽西边墙，兴筑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王翱提督辽东军务，“躬出巡边，自山海关直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烽燧斥堠，珠连璧贯。”(《全辽志》卷四，《皇明从信条》卷十八)辽西长槭西起山海关北锥子山吾名口蓟镇长城相接处，沿辽西走廊西山东坡向东北伸展至白土厂关(今辽宁黑山县白厂门乡)。②辽河套边墙，《全辽志·边防志》载，“毕恭守辽东，始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墙，而墩台城堡，稍稍添置。”“至毕恭立边后，将辽河套置于境内。”正德初年(1506)李承勋巡抚辽东，“题请修筑边墙，自辽阳三岔河北，直抵开原，延亘五百余里。”经过几次修筑，辽河套边墙西自白土厂关顺辽河西岸南下，经黑山县东边壕、台安县大台子、六台子，至海城县牛庄镇西北越过辽河，再折向东北，顺辽河东岸至开原、昌图县境，止于镇北堡。由于这道长城向南绕了一个大v形，傍辽河东西两岸而置，故称“辽河套长城”。③辽东边墙，筑于成化三年(1467)明军驱走建州女真之后，韩斌、周俊先后建东州至草河十堡，镇北、清阳二堡，至十五年(1479)加筑边墙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十七年(1481)筑凤凰、镇东、镇夷三座边城，至此，整个辽东边墙总体完成。
明后期(1567～1620)长城的重建和改线 隆庆、万历之际，蒙古族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条)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 (1619)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
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蓟镇长城。在谭纶、戚继光主持下造砖石空心敌台3 000座，增筑山海关石墙至南海口入海(今老龙头)，修缮工程不仅是环卫京师的内长城，还扩大至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
宣府镇长城。隆庆二年(1568)总督方逢时补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今河北赤城县东)，迄靖虏堡之大衙口 (今河北崇礼县东南)，将开平卫独石堡围在长城以内。万历以后，全部包砖。
大同镇长城。万历初年(157441379)户部发26万余金修补增筑大同镇屯堡257，敌台1 028所，砖包。
山西镇。万历二十三年(1595)巡抚李景重筑雁门关边墙，绵亘15里。增修偏头关、宁武关关城和沿太行[b岭南下长城各关城、空心敌楼，皆瓮砖。
榆林镇。总兵和巡抚衙署成化中自绥德州城迁至榆林卫城后，延绥镇亦称榆林镇。隆庆年间，巡抚王遘重建大边长城；东起榆溪河西岸，西至保宁堡(今榆林市西南30余里)；五年(1571)郜光先又督造榆溪河红石峡以东至常乐堡(榆林市东北40余里)、保宁堡西南至波罗堡大川口无定河北岸的两段长城；万历初，张守中殚力营建黄甫川至建安堡(今榆林市李家峁村南)及波罗堡西南至镇靖堡的数百里大边长城。这一带河泽众多，沙砾遍地，旧墙早已冲垮，此次施工砌石券水洞暗门、水口水眼、水道五百余处，解决了城墙跨河的难题．同时“因边为墩，因墩置院，因地筑寨，补修改移，重新配置”，计修墩堠104，墩院484，寨城59使榆林镇北边长城最终定型，屹为巨障。万历三十五年(1607)榆林长城又进行了清除积沙、砖包台堡的工程，并在榆林城北15里红山市口创建镇北台、高7丈，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最大的一座城台。
宁夏镇。公元1561年宁夏发生大地震，长城倾圮殆尽，隆庆年间首先重建黄河东岸坍塌的长城。万历初年开始补筑或重建贺兰山诸沟口的关墙，增筑墩台、大小堡寨。
固原镇。隆庆五年(1571)，总督王之诰、戴才相继主持新筑裴家川长城“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儿湾白草[羊]川墩。”新筑边墙北自今宁夏中卫县西界，循黄河南岸延伸，止于甘肃景泰县五佛寺乡对岸，与固原旧边相衔，并建水安堡城(今靖远县石门乡东南)驻军戍垦。万历二十六年 (1598)大、小松山战役以后，甘肃镇拓新边，尔起五佛寺南黄河西岸的索桥，与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首尾相望，旧边民城军事地位衰落，固原镇防守重心北移至黄河南岸裴家川长城一线，沿线增建几十座城堡墩台，井开口互市，成为贺兰山以西“西套”蒙古诸部同长城以内贸易的重要孔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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