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电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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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传媒来源：世纪中国 作者：李剑诸 时间：2005-10-26 点击： 1 两岸三地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繁多，题材很广，声势浩大，热闹非凡。但抗战时期的中国传媒生态及其表现，却几乎没人提及。其实，当时的媒体宣传对抗战胜利贡献很大，在今而言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传媒行业，无分左中右派，无分国、共两党的机关报抑或是私营公营，大体上都能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中共新闻家底的原始积累

　　中共的新闻事业“家底”，主要是在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中共外宣工作的开展，亦始于1941年。假如说其最早的机关报《向导》是1922年创办的，抗战烽火则催生了《新华日报》（创办于1938年）和《解放日报》（创办于1941年）。延安1940年底首建新华广播电台。1931年创建于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也在抗战爆发那一年改名为沿用至今的新华社。

　　当时，中共控制下的新闻机构，报道对象以敌后游击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但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也有相当数量的报道，包括阻截日军、收复失地等都据实以报，且多采用中心社的电讯稿。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国际新闻日益显得重要，新华社趁势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外文月刊《中国报道》。同年12月3日，新华广播电台始创日本语播音，这也是中共新闻机构首次对外广播。新华社英文电讯从1944年9月1日开始，初期一天只发5、6条消息，相当于中文1800到3000字，为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对一些非凡名词，如“三三制”加以解释。新华广播电台首次用英语播音则在1947年。但据英国BBC称，收听延安广播比南京的“中心台”效果还要好。

　　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自然进入了西方媒体的视野。抗日时期在华外国记者之数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迁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宣部，成了最大的新闻集散地。一批西方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因为采访“红色中国”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记。美国还在重庆设英语电台，为在华美军服务。

　　国民党控制的新闻机关，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不少布满民族气节的报人，如中国第一位留美学新闻的董显光，以《纽约时报》驻北平记者的身份返国，1915年，袁世凯预备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仅对外公布十一条，最苛刻的条文秘而不宣。但袁世凯和日本政府万万没有想到，这笔政治交易会毁在年轻的记者董显光手中。《纽约时报》以日本向中国提出灭国要求做头条，震动全世界。董显光为躲避追杀，不得不躲在天津法租界。事隔十年之后，他在天津创办闻名的《庸报》，抗日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宣传。

　　抗战之前，国共两党对外宣都没什么经验。董显光拥有密苏里新闻学院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硕士，在当时可说是“国宝级“人才。从外宣文案的设计实施到人员培训，董显光都全程参与。他还设立英、法、德、俄、日等外文班，让记者、编辑提高业务水平。

　　说来有趣的是，八年抗战国民党中心政府换了十个宣传部长，董显光所任副部长却始终如一，未易他人。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访美游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董氏都在随行。

　　重庆是战时新闻最大集散地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心军委外宣处长，后任“中心社”社长的曾虚白、《中心日报》社长的陶百川和马星野，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都有反共的言论，但是国难当头，都能一致抗日。曾虚白原来对蒋介石只顾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的做法相当不满，经常撰文抨击。淞沪战争爆发，他创办上海第一家晚报《大晚报》时就表示：“只要政府抗日，我愿意牺牲个人事业共赴国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营报纸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思危，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都出生“报业大王”世家。成舍我在北京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人独办三报的先河，从业生涯长达80年，属中国报业泰斗。1935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但亦是日[寇侵占华北野心昭然若揭之时。他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成思危”，即“居安思危”之意。

　　有“中国市场理论之父”盛誉的闻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其父母在抗战时期创办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前身).。

　　《新民报》是国民党中心社的三个编辑发展创办的,其中吴竹似是吴敬琏生父,陈铭德是其继父.旧中国办报,大多是同人办报.“集资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见潘公弼《六十年来中国之日报事业》)。《新民报》在抗战时期汇聚了中国最多的报业人才，除闻名的三张一赵（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和赵超构），在战时重庆担任过《新民报》主笔和编辑的还包括夏衍、凤子、吴祖光、孙伏园、谢冰心、黄苗子、郁心、陈白尘、聂绀驽，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