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阐述明清时期的天文历法。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11-06 17:18:07选出

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的没落和中西天文学的融合
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虽然在个别领域仍有所发展，在个别时期也曾有复兴的苗头，但从整体上看，它经历了长期停滞，渐趋衰落，并融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总潮流中去的历史过程。
一、传统天文历法的停滞和西学的东渐
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除了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仍在继续，个别实用天文学（如航海天文学）有所进展外，天文历法的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
明初统治者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国初学天文有严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这严重地摧残了民间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至明孝宗（1488—1505年）时，曾“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61)可见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此外，极少数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官员，多趋保守，满足于成规旧法以应付日历等的安排，久而久之，对于历理渐渐茫然无知，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间有改革历法的议论，亦并无真知灼见之识，或为“祖制不可变”的强大思潮所淹没。遂使有明一代，沿用元代授时历，一无更改，殊可悲叹！
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国初的禁令已松弛，间有朱载堉、邢云路等人起而对授时历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朱载堉先后献上圣寿万年历和黄钟历，虽然从整体上看它们乃是授时历的翻版，但在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等问题上较授时历有所修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对上自古四分历，下至授时历的历法作了全面的评述。邢云路还在兰州立六丈高表，进行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冬至时刻的实测工作，进而算得回归年长度值为365.24219日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2秒，是为我国古代、亦为当时世界上的最佳值，(62)这是在传统历法经过长期停滞之后，迸发出的灿烂火花。
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汇的复杂过程。
先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学者，崇尚西法，他们与传教士一起，共同编纂了《崇祯历书》，对西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对西法的传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到明清之际，则有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兼通中西之法，他们尽力取中西法之长，力图融中西法于一炉，如王锡阐编撰的《晓庵新法》便是中西历法合璧的产物。清初，以杨光先为首的一批官员，对西法采取全然排斥的态度，其自身对传统历法又茫然无知，这对于天文历法的发展是无益有害的。这些情况，大概反映了明末清初人们对西法传入的三种不同态度。
1723年，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时的学者只能埋头于对古代传统历法的注释和整理工作，而西方天文学在此间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传统天文历法的落后状况已成定局，而这时的中国学者还不能自知。
1840年以后，长期禁锢的门户才被打开，近代天文学知识第二次以全新的面貌传入，在中国学者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天文学知识的世界，人们才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翻译、学习新的天文学知识，踏上了追赶近现代天文学发展潮流的艰巨而漫长的道路。
二、航海天文知识的发展
在航海中，观测日、月、星辰以确定船位和航向的方法，至迟在汉代已见端倪，到明代则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明代前期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伟大航行所促成的。
在《郑和航海图》中，从苏门答腊往西途中所经过的地点，共有64处当地所见北辰星（即北极星）和华盖星（即小熊星座β星、γ星等八颗星）地平高度的记录，这是航海中利用了天文定位法的明证。类似的记录，还见于清初的《顺风相送》一书中，说明天文定位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与利用指南针针经法相参照，是为这时航海定位的两大方法。
在《郑和航海图》中，还有四幅附图，称为“过洋牵星图”，它以图示的方法标出船位经印度洋某些地区时所见若干星辰的方位和高度角，这就更具体和形象地表明当时人们由测量星辰的地平坐标以确定船位的天文方法。而在《顺风相送》等书中，还有关于观测太阳出没以确定方向的方法，它是以歌诀的形式表达的，是民间的比较通用的一种天文导航法。
用来观测星辰方位角的仪器大约是指南针，而观测星辰的高度角的仪器叫做牵星板。据明代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它由12块乌木板（最大约22×22厘米，依次减小）和一块四角皆缺（缺口大小不一，分别代表某一定角度）的象牙板组成。观测时，左手拿一块乌木板，向前方伸出，右手牵直穿于木板中央的引绳，使绳与木板垂直，又令木板的下边缘与水平线相切，眼在绳端仰视，使木板的上边缘（或置象牙板在木板上边缘以调节之）与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