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是针对春秋战国政治上的分裂趋向而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习语有“周文疲弊”、“天无天子，下无方伯”等语，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牟宗三先生论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认为孔子创立儒学与老子讲无为，都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是非常允当的（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简体字版。）。中央政权由统一趋于分裂，再由分裂归于统一，儒家学者对于社会政治新秩序的重构也随之出现一个由理想到现实的演变过程。儒法等学派都是“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由孔子的“仁”和“仁政”，到孟子的“义”和“王政”，再到荀子的“礼”和“礼制”，体现出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由较为高远到较为现实可行的发展演变。但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所构建的社会政治理想，无论是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政”还是荀子的“礼制”，从来都没有实现过。这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对于无法实现的社会政治学说是否还要坚持？实际上孟荀二人继续探索的过程，就可以看作是对于孔子的修正过程。

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概念的，但是孔孟荀三人又各有所侧重，尤其是孟荀二人还直接对立，这又产生出一个问题：究竟谁能代表儒家？实际上很难简单地说“仁政”、“王政”或是“礼制”代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庄子·齐物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按照庄子所说，是非的双方除了有一方是一方非的可能性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二者都是错误的。既然双方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的，那么如果其中一方错误，则无论另一方正确还是错误，二者都是错的。我们认为，儒学由孔子的“仁政”，到孟子的“王政”，再到荀子的“礼制”，次次修正，又一一落空，所以最终贯穿儒家的并非“仁政”、“王政”或“礼制”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而是孔孟荀三人共同具备的人道实践原则。具体主张不断变化，而基本原则是不变的。

而到了战国后期，坚持人道实践原则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韩非。从思想概念上说，韩非的“法”和“法治”正是对于“仁”和“仁政”、“义”和“王政”、“礼”和“礼制”的逻辑继承，并最终使儒家“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的理想得到实现。

钱穆先生论李悝时儒家与法家的关系指出：“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克、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登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克、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古代贵族的礼一变成了儒家的士礼，再变成了墨家的墨礼，三变便成了法家的法。”（参见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熊伟整理），载《古史辩》第四册下编。）所论极富启发。

司马谈《六家要指》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诸子都是以参政为目标的。而比较严格地说，先秦诸子中最早得以与当时现实政治结合的是法家，在战国时期。其次是道家，在西汉初期。最后是儒家，在西汉中期（西汉中期汉武帝“独尊儒术”与此前法家与道家的政治实践还有所不同，就是“阳儒阴法”，儒法兼用。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重视。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只是名义上的独尊，真实体现出汉代政治本质的是法家思想。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明确揭示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韩非“是从儒家出来的，始将儒学发扬光大，毋宁算是儒学的正宗”。由此而论，韩非“法”和“法治”的思想恰是对于孔孟荀三人的一个承接，代表了儒家学者对于社会政治新秩序探索的一个最终结果。

以下分别对“仁”“义”“礼”“法”作一概述。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三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