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 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 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 造者。《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前所列举 传为神农时的《蜡辞》，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驱祸祈福的咒语歌谣。此外，今存 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也是因占卜等巫术行为而作，不过，它们应该出自宫 廷或有身份的巫觋之手。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 创作的萌芽。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可以想见， 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 春秋以后，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 位，但它并没有绝灭。《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 宫廷巫师的作品。总的说来，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云：“ 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一般说来，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锡命、 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 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 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的 经书，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史官所记录 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直录周公 口语，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 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 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 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 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 时官学的内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 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 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矇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 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 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 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 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 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 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 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 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 家》），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 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士阶层迅速 扩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 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 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 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 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 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 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 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 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 造者。《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前所列举 传为神农时的《蜡辞》，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驱祸祈福的咒语歌谣。此外，今存 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也是因占卜等巫术行为而作，不过，它们应该出自宫 廷或有身份的巫觋之手。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 创作的萌芽。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可以想见， 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 春秋以后，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 位，但它并没有绝灭。《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 宫廷巫师的作品。总的说来，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云：“ 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一般说来，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锡命、 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 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 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的 经书，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史官所记录 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直录周公 口语，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 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 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 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 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 时官学的内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 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 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矇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 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 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 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 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 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 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 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 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 家》），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 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士阶层迅速 扩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 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 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 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 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 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 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