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2-25 19:30:54选出

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大潮中，最热门的人物是“三钱”。按出生年排序，他们分别是生于1911的钱学森，生于1912的钱伟长和生于1913年的钱三强。1956年，他们在44岁左右，不打折扣的年富力强。周恩来曾公开赞誉过“三钱”[1]。因为他们科学成就突出，政治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科学事业中的依靠力量。因此，当年“三钱”也就成为一代青年学子的崇拜偶像。

　　钱伟长与“自动化”

　　钱伟长，1943－1946年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师从冯·卡门教授。1946年5月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49年以后历任清华副教务长、副校长。钱伟长在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十分活跃，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科学院组建力学研究所时出任副所长。因为他视野宽，水平高，谈锋健，心肠热，因此求计问策者伙矣！1956年，国务院组织科学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有一个“综合组”，相当于“参谋部”，钱伟长即是综合组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在科学规划最后确定的57项重要任务中，最为重要的有6项，它们是：第36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第38项“无线电电子学的研究和新的应用”，第39项“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第40项“半导体技术的建立”，和第41项“计算技术的建立”。当时，前两项主归军事部门，属严格保密范围，余下者称为“四大紧急措施”，由中国科学院操刀。按编制规划的要求，必须写出任务说明书，这四项说明书的分工，是由华罗庚主笔“计算技术”，罗沛霖主笔“电子学”，黄昆主笔“半导体”，钱伟长则主笔“自动化”一项。随后，钱伟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另外又负责筹建全国的自动化学会。

　　在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中，钱伟长以“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获得了二等奖。

　　但誉也科学，毁也科学。好景不长，泰极否来。

　　钱伟长于1957年因与曾昭抡等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跌进了政治深渊。他在1991年回顾平生时说：“1946年返国，45年来主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可惜，在这45年中，奋发工作、努力报国的时间不长，从1957年到1977年约20年间，正值壮年而又较成熟的一段漫长的大好岁月，没有能善自掌握而白白消耗掉了。[2]”

　　其实，这科学家的命运，岂是能“善自掌握”的？此公在科学院兼职，但“单位”在清华大学，反右后期蒋南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并兼任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认定要打他右派，中科院张劲夫保他不成[3]。在“单位制度”的中国，中央集权之下是划土封疆，壁垒高筑，钱伟长在劫难逃。

　　钱三强与原子弹

　　十二年规划所立项目中最最重要的两项，一是以“原子能”为名的研制“原子弹”，一是以“喷气技术”为名的研制“导弹”。科学家中，钱三强是研制原子弹的领军人物，钱学森是研制导弹的领军人物。周恩来曾经说过：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啊[4]。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弹”元勋是“两钱”！

　　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时期，师从约里奥-居里，以与何泽慧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闻名。1948年钱三强回国，因靠近党组织，在建国初期深得中共高层领导信任。

　　1949年他在陆定一领导下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3年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年钱三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能是中共党史上从当时著名科学家中吸纳的第一名党员。1955年他当选学部委员，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

　　笔者在前期文章（《科技中国》2006年5月号）中已经述及，毛泽东想要了解原子弹，1955年初就请了钱三强去中南海作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四处奔走做有关原子能的通俗演讲，更重要的，他还抓紧科学研究的部署，凝聚队伍，调兵遣将，并采取特别措施加速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他与刘杰等合作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随后于1955年10月率领将近40人的队伍开赴苏联，以“热工实习团”的名义学习、考察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有关技术，至1956年7月回国，其间只是短暂的回国几次。他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基本上没有在国内参加科学规划的活动。规划中有关原子能项目的任务说明书，是由以王淦昌为组长的规划小组起草后，王淦昌把它带到苏联，由钱三强主持讨论修订。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提名钱三强为中国科学院参加“八大”的代表候选人。在当时说来，这真是莫大的光荣。它反映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开放姿态，也表明了钱三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绝非其他科学家可以与其比肩而立。

　　钱三强在为参加八大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谈到自己的转变：

　　“我曾经长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在解放前的半年回到祖国。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社会实践和学习苏联，我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些提高。我的工作也从以个人兴趣为主、匹马单枪的在科学领域内钻空子，转变为在党的领导下国家迫切需要的科学方面进军中的一员。这个转变使我感到奋斗有了目标，生活更加丰富，工作勇气更大。这次能参加党代表大会，今天还能在大会发言，我感到极大的光荣和兴奋。[5]”

　　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表达了钱三强的真情实感，绝非后来政治运动中的“表态”作品。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这个开头的感言之外，其他篇幅都是讲原子能科技的意义和历史，讲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与工业生产的关系，最后落脚在如下结论上：

　　“为了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达到接近和赶上世界水平的目标……要及早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是说需要用一定力量加强理论的队伍。”

　　这似乎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让著名的科学家为周恩来在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批评“近视倾向”做的一个科学家权威的注解。

　　毛泽东曾言“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科学家进中央委员会还是未来的事情，但大会后不久，钱三强就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当时主管核工业，后为二机部）副部长，部长是宋任穷。

　　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中主持的近代物理研究所（1954年曾一度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为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研究所出嫁不离家，钱三强两栖于部、院之间。

　　与老科学家相比，钱三强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算是“少年得志”。他学有根底顾忌少，年轻气盛敢作为，但脱不掉书生气。据张劲夫说，制定十二年规划确定了“四大紧急措施”，钱三强从苏联回来后，没有弄清楚情况就“气鼓鼓”地质问张劲夫在紧急措施中为什么没有列入“原子能”。张劲夫既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他开明，最是能尊重、理解和保护科学家的，但天下的“领导”并非皆能如张劲夫。可想而知，钱三强虽然真心实意地服从党的领导，但他恃才傲物，直言犯上，如何能与具体岗位上具体人的“党的领导”们处理好关系呢？

　　几年过去，钱三强已人在虚位而无实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19日，钱三强却坐在了开往河南信阳的火车上，到“四清”运动中去接受锻炼和教育。当年春风得意，这时则显英雄末路。此期间，他隐名为“徐进”，似在提醒自己今后不要跑得太快。

　　如何评价钱三强，张劲夫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尤其包括对氢弹研制的预早部署——作者注），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6]”

　　钱学森与导弹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国际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在壳体稳定性研究方面，与冯·卡门共同提出了球壳与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成为上世纪40－60年代飞行器设计的重要依据。他在火箭与喷气推进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与新中国为敌的美国政府，在钱学森1950年要求回国时拘押了他。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闭门撰述了《工程控制论》，即是学术兴趣，也是为了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表明他已是国防尖端机密科研的弃儿。

　　1955年，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与美方交涉，钱学森终于获释回国。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0月28日，钱学森抵达北京。第二天，周恩来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见面即说“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接风席间，周恩来又告诉钱学森：准备让他在科学院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讲，今后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我。我还设想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将来我们还要在国防部设置一个专门负责火箭运载工具的开发和研制的研究院。这些都得请你负责搞起来[7]。

　　历史的年针转眼即指到1956。

　　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他的老同学钱伟长出任副所长。2月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政协委员，特意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席间勉励他多培养青年人才。在回国后的很短时间里，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重量级人物，都会见过他。应陈赓大将之请，钱学森还给军事干部讲过多场有关火箭技术的知识，一时间在军界掀起了一股“火箭热”。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在事先向周恩来汇报发展火箭、导弹技术设想的基础上，于2月17日写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出于保密需要，以“国防航空工业”代称火箭、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与原子弹研制一样，导弹研制也是在编制十二年规划之前即已确定了“大政方针”的。而在编制规划的全过程中，钱学森的作用也不只限于火箭、导弹方面。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全过程中，他不仅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还是委员会之下综合组的组长。据当年在综合组工作的何祚庥回忆，钱学森在当代科技前沿的诸多领域都提出过很有前瞻性的见解[8]，对整个规划工作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这一年的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这两个机构，后来分别改称“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五院”，10月8日，钱学森正式出任五局第一副局长，兼任五院院长和总工程师。这预示着，中国的导弹将在这块基地上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