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的生平？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1-01 23:17:32选出

　吴国桢，湖北省建始县人，生于1903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二日），1984年6月6日去世，享年81岁。父吴经明，母朱芷英，妻黄卓群，长女吴修蓉，婿俞益元，次女吴修惠，婿厉鼎毅，长子吴修广，媳Kathy Catherine（凯瑟琳·约翰逊），次子吴修潢，未婚，外孙俞怡、俞慧、厉琼、厉玳，兄吴国柄。
　　
　　国桢，年三岁入建始县凉水埠私熟就读，性聪敏，《三字经》能横流倒背，族人皆称之为“神童”。五岁随父母入京，就读于府学胡同小学。十岁时，天津南开中学成立，他即考入南开，乃南开中学最小之学生，很用功读书，甚得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之欢心，晚上张先生还亲自替他盖被。在南开就读时，得识周恩来先生，成为好友，并结拜兄弟。周亡后，国桢甚为哀痛，同时，长婿由中国带来周恩来与吴国桢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国桢心中有感，作此：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国桢题于1982年冬

　　南开后，即考入清华学堂——乃早年之清华大学，1921年毕业时，年17岁，蒙保送美国留学，入美国中部爱荷华州之格林内耳大学，两年得经济学士学位。毕业考试所有之分数都是A，只有市政一门得B+，因教此课之教授说：“你都是A我则只给你B+。”可笑者，是国桢回国后，所做的事多半是与市政有关之事。他常对我说起此事，引以为乐。毕业后，去美国东部普林斯顿大学院研究科，1926年得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3岁。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并获得金钥匙奖，此乃一非常光荣之事，非品学兼优者不能得也。在校时，他并代表全校出席全美国网球比赛，因他是该校之冠军，可惜未在全美取胜。美国东部物价高过美国中部，留学官费，每月80美金，不够用，他又不愿向家中要钱，所以到月底只好吃饼干饱腹。一年后，得学校优秀成绩奖学金，每年奖美金1200元，始乃够用，并得丰裕，他时时资助清华同学。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任教于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不到半年，蒋介石先生北伐，他即参加北伐，1927年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特派员郭泰祺）秘书兼交际科科长。后李宗仁先生委国桢任汉口烟酒事务局局长。当时我国政府怕办洋务，外国人所属之俱乐部与其他机关烟酒都不付税，国桢则不以为然，传令洋人必须照章纳税，若不付税，则扣留所有烟酒，并罚以重金。如此司法，轰动一时，因洋人从来什么税都不付的。那时住汉口各领事馆领事等，都觉得国桢年少敢为，很敬重他、佩服他。此乃日后他一生受各国友好人士敬重与佩服之根源，时年方25岁，在任九个月，成绩优良，收税比前任多三倍。此亦是他累在湖北汉口任职之起源。后刘文岛任汉口市长时，国侦被任命为土地局长，未几即任财政局长。1931年春，与我结婚（当时我父为汉阳钢铁厂厂长）。未久，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委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32年，蒋介石先生委国桢为其私人秘书，掌管文书。蒋觉得洋学生有如此深厚之中文根底，实为难得（此乃我们老太爷教导之功，天天要读古书与作文），很赏识国桢，此乃国桢与蒋氏关系之起源。因他在烟酒事务局收税成绩好，故何处财务有困难，都要他去办理。因此时而财政局、时而财政厅长。当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宋要国桢到江西整理榷运局——乃盐务收税之机关。宋与蒋相商，要国桢帮忙，蒋知国桢非秘书人才，则许可他去榷运局。他去江西榷运局三个月，我们居的衙门（那时此局局长都在衙门内住），乃彭玉麟之故居，有亭台楼阁，又有很大的池塘，非常幽雅，并传说有狐仙。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他建议宋子文取消此局，老百姓可免去一道税，因已有盐务稽查处，即可办理一切。当我们离开南昌时，老百姓放鞭炮欢送我们。在南昌时，修蓉只有三个月，老太太与我们同去南昌，故帮我们很大的忙。1933年，蒋委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第二年生修惠。我们二女二子皆生在汉口，我们结婚也在汉口，故国桢常说：汉口是他幸福之源地，结婚于斯，生儿育女于斯。他在汉口做市长，一直到汉口沦陷于日本人，他始随军西迁。他在汉口市长任内，尚有一事可以记载：1934年夏，襄河、汉水、长江水位大涨，洪水为患，有一时期张公堤几乎破裂。若张公堤一破，整个汉口地区将皆被水淹没，汉口80万人民生命财产则不堪设想矣。所以汉口整个市总动员，市府人员，宪兵司令部兵士与汉口市商会整个老百姓，皆出动堆沙包防堤。国桢守坐在堤上，十几天未有回家，食在堤上，睡在堤上。他临走时劝我说，你若听到礼拜堂钟声，你就知道张公堤已破，赶快抱二女儿上楼。他走后，我知道他是告诉我，他要与张公堤共存亡。我那时正怀着修广，我那十几天，时时提心吊胆，不知是如何过的。现在写到此，犹有余惊。国桢任市长时，宪兵司令是叶蓬，此人好大喜功，自以为掌有兵权，应比文人高一等，抗日时投降了日本，做了汉奸，任汪伪政府要职，可能是军政部长，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军打回南京，他就被枪毙了。国桢人缘很好，新闻记者去堤上采访新闻，他无论如何疲劳，总是笑脸相迎，有说有笑，视之如朋友。故报上也时有报道他如何日夜守在堤上等等。叶蓬看见大怒，他说，怎么没有提到他与他的士兵。他根本从不去堤上，若去也只是像阅兵一样，看一下就走了，都是他手下的金参谋长代劳，因记者没有见到他，当然在报上就没有提他。他气冲冲去堤上对国桢说，他要将他的兵全部撤退，让他们去守，去堆沙包好了。当时国桢急了，因他的兵总有上万人（到底有多少我记不清楚了），若一旦撤走，堆沙包少了这么多人，势必有堤破人亡的危险。国桢怎样求他、劝他，他都不肯，仍气冲冲地说：“非撤不可！”国桢当时还下跪在他面前说，我代表汉口老百姓，求你不要撤兵，并对他磕了三个头，他还是不肯。实在没有办法，国桢才电话告知武汉行营张学良副总司令，请他派兵来替代，张马上答应，并即派兵来接防，方始度过此难关，保住了汉口80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
　　
　　在武汉沦陷前，国桢的父母早已回恩施，老太爷在恩施当中学校长。时局吃紧了，为免国桢有家室之累，我带着四个儿女（时修潢只有6个月）随我娘家父母弟妹去云南昆明避难。汉口失守前夕，国桢才由陆路经宜昌等处转赴建始，拜见祖老太爷与老太爷、老太太，然后赴重庆参见蒋委员长，请假赴昆明探视我们。
　　
　　在昆明未到一月，蒋来电嘱即赴重庆，并委国桢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处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乃抗战时新成立之机构，蒋自任委员长，张群任秘书长，国桢在职9个月。

　　1939年的“五三”、“五四”，重庆首次被日本飞机大轰炸，死伤不可计数。那时蒋就想将重庆改为特别市。是年12月5日蒋委国桢为重庆市长，从事管理民防、修地下室、防空洞，都在他任内。日本飞机每逢月圆之时必来轰炸，重庆当时作有准备，在重庆的人基本上不需要都疏散回乡，必须留在重庆市内者也有防空洞，只要警报一响，红球一挂，大体可做到井井有条地各到各的地下室，所以以后日机轰炸，重庆死伤居民越来越少，只是炸毁了许多房屋。那时国桢让我将四个儿女迁居汪山，我与国桢则同守在重庆。每逢炸后，警报尚未解除，他即出外四处视察。有一次，日机去而复返，投弹一个，炸毁了汽车，国桢几乎被炸，真是万分危险。每逢轰炸，我总是提心吊胆，所以得了胃溃疡，直到现在尚未痊愈。国桢在任三年后，即被调外交部任次长，代理部务。当时宋子文任外交部长，经常居住美国华盛顿，以便与美国政府时时接头，因美国乃盟邦也。他必须有外交部长名义，因他不愿在外交宴会上坐在胡适之下，那时胡适是中国驻美大使。
　　
　　国桢在外交部当次长，代理部务三年，宋经常在美，外交部实权皆在国桢手上。那时因中美为盟邦，许多机密大事必须马上决定，所以他必须马上禀告蒋氏，或通过电话请示。那时能直接与蒋氏通电话者，也只有孔宋而已，国桢破了这个例。所以国桢与蒋委员长几乎每天必见，有时一日数次，因此，蒋氏更知国桢办事之能力与为人矣。
　　
　　抗战胜利后，国桢被调任宣传部长，为时不久，即调上海特别市任市长。当时正值中国动荡之时，上海是全国经济重心，国桢在任三年有余，这期间工潮、学潮、金元券、抢购等不断发生。由法币改金元券，国桢三上南京禀告总统，告知由法币改金元券，若国库无若干之准备金，则此事非常危险，并说若必要改革，上海市府不愿过问，可由中央派员直接管理。果不出国桢所料，金元券百病丛生，并在此时与蒋经国发生磨擦。在上海时，有一次发生学潮，国桢亲去同济大学，想劝学生不要罢课闹事，结果，他还未开口，学生就一轰而来，把他打倒于地。当时警察就要开枪，他马上大声叫喊：“不许开枪！”他的眼镜也打破了，帽子也踏坏了，烟斗也打断了，他腰与背部被打伤，直到他去世前，腰还时时发痛。学生看他说不许开枪，宁可自己挨打，所以大家不闹了。若警察果真开了枪，那后果如何，真不堪设想，因为此事，上海老百姓都非常感动，精益眼镜公司送来眼镜一付，送的烟斗与帽子、食物与书信，不计其数，可见上海老百姓之关心，国桢甚为感动。
　　
　　国桢在上海任职三年余，事情太多，我不能一一详述。随着时事的变化，国桢恶性疟病复发，加之我又患病半年有余，故辞职去台湾养病。到了台湾，休息一个多月，周游了全岛，此乃其做事后的真正休息，但疟疾仍时时发作。到了台中，有一台湾友人告知一台湾土方：即用“班猫”（“班猫”乃中国药名，像一个虫似的），贴在手腕上即可愈，国桢试之即愈。中国草药，真有意想不到的功力，可惜都失传了。蒋先生来台后，那时蒋没有名义，因他已下野，李宗仁代任总统，但蒋仍要国桢天天去草山公馆，也无所谓办公，同时还有王世杰等，有公则办公，无公则谈天说地，倒也清闲有趣。在那几个月内，国桢陪同蒋先生去南韩和菲律宾各一次。
　　
　　 后来李宗仁下台，蒋复任总统，他即命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其中曲折甚多，不容详述）。在台湾又主政三年，不少事他还是大刀阔斧地在干，得罪了许多人，并争取了美援。他与老百姓共甘苦，他时常对部下演讲说：眼睛要往下看，不可只往上看，要实施民主。经国那时掌管特务，他以特务手段，不问是非乱抓人。经国抓人，国桢放人，一抓一放，闹得不可开交，加之蒋又要扶植他儿子做继承人，此时国桢颇受台湾老百姓爱戴和国际友人之尊重。蒋介石为扶植经国，就很想要国桢与经国合作，故派他亲信来对国桢说，若能与经国合作，马上派国桢当行政院长。国桢知道经国为人，一个是受苏联教育，一个是受美国教育，二人怎能合作？加之又有上海金元券之经验，故确难共事。国桢即婉辞台湾省主席。蒋的意思：合作则重用，不能合作即去之。我们在1953年的复活节，几乎遇难。那时国桢与我相商，认定我们非走不可，否则将有被暗杀的危险。蒋那时口口声声说，决不传子，当时所有报纸都有报道，以后事实亦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这也不用我多说了。
　　
　　在我们离台前，我们的三个儿女已在美国求学，只有幼子修潢，年仅14岁，尚在台湾求学。我们请示普通护照，但外交部说，上面关照，只准我与国桢同行。我们无法，于1953年5月离台赴美。我们到美后，几经交涉，修潢护照一事皆不获准，他们想扣修潢为人质。最后几经波折，始于1954年，修潢才来美国与我们团聚。
　　
　　国桢到美后，赴各处演讲，以为生计。在美演讲为一高尚职业，许多美国议员都兼此业。30余年前，国桢演讲一次可得酬金几百美金至一千美金，他又替报纸写文章，又写书，我则开画展卖画，笔耕舌耘，方把四个儿女教育成人。修广、修潢皆得博士学位，修蓉、修惠都大学毕业，得学士学位，我二婿一媳皆有博士学位。我与国桢皆忠诚之基督教徒，因有坚强信仰，知道照中国传统之旧有道德，本着良心去做，天必佑之。我们就这样得到无数的安慰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