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浪游海外的隐衷？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0-26 12:55:28选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在那里迎来了1949年新年。

　　翌年1月，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十分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又一天，有位贵宾来到张大千的临时寓所，她便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我将应邀出席，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

　　三天后，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有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经何香凝亲手赠给毛泽东，毛甚喜爱，悬挂于办公室中（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于北平相继成立，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亲笔信，邀张大千前来北平。初接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但又踌躇难定：如果自己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荼毒；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9月，张大千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临行时，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默然不语。张心智再问，他才说：“这200多幅画当年我耗尽心血，来之不易。多次有人高价求购，我都拒绝。因为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日后总要交给政府的。此去我万一真的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当权的政府来保管，只要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文化遗产。”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先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由于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多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张大千去拜访陈诚时，正值四川局势混乱，见他忧心忡忡，深怕眷属、藏画遭遇不测，陈诚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机送张大千返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家人惊喜交集。原以为全家都可离开四川，但尽管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国民党大人物张群，到手的却只有3张机票，于是除了张大千、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外，其余家属只得留在成都。赴台湾当天，张大千与曾正容（二夫人）、杨宛君（三夫人）及众人洒泪相别，凄惶之状，难以言述。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又从香港移居阿根廷。这一来，离祖国更远了，乡情浓烈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1953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自己的居住地称为“摩诘山园”，以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以此，不难看出他怀念祖国与故乡之深切。

　　在“摩诘山园”，张大千一住17年之久。与张大千怀念故乡的同时，祖国大陆的友人也在思念他。5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议论。有说他“破坏敦煌文物”，有说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烂，也有说他去国外是叛国……总之都是不利之词。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朋友，根本不信这些人的说法。

　　1956年10月，乘北京画院在京成立之机，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闇、刘力上聚在一起。四人非张大千的门人，便是大千的好友，所以一谈起大千仍在海外，则为之不欢。叶浅予建议于非闇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送境外发表。于后来真写成，发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副院长（于非闇系副院长之一），空缺的院长位置即是等待张大千来补阙。

　　于非闇这篇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可能是看到了。1957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只可惜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依当年的情景，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又是20多年过去了，张大千去国远游，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海外住得那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张大千住的园林虽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一时回不得，张大千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张大千亲自选定在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不待房屋建成，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甫下飞机，呼吸到乡土的气息，他感慨地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

　　1982年初，大陆已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多岁高龄的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这些年虽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他，却未如愿，只能用电话互诉思恋之情，这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而大陆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更令他伤心不已。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