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楼层回答者禁入）虎视下的古蜀王国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0-22 21:27:19选出

萧易/文

　　一部古蜀邦交关系，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与夏人、商朝人、秦人、楚人、巴人奋战，两国交好只是战争间隙的暧昧时光。蜀人与夏，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或许只有两场，却一度改变了古蜀国的面貌；蜀人与商，大小战争多如牛毛；周人是蜀人的同盟，却经常在背后对蜀人下黑手；秦、楚是古蜀国的试金石，蜀人最终亡国，只有经受住战争洗礼的民族，才有资格逐鹿中原。

　　商朝人的烦恼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叫方国，方国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诸侯一般是商王分封的亲属或功臣，方国则一般是臣服于商的异族。商王朝方国众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工口方等，就连商末造反的周，最早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不过，这些方国并没有得到商朝的保护；相反，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商朝跟方国之间战事颇多。有一次，商朝对土方和工口方同时发动攻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足足打了三年，其间武丁和他的妻子妇好轮番出击。

　　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是商的方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同样的证据还体现在考古上。1986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出土，这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一处古蜀国都邑，却处处向后人昭示着蜀人的“僭越”和个性。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经测定有3.5平方公里，而此前发现的早商偃师都城却只有1.9平方公里。稍晚的郑州商城，面积也不过3平方公里。按照商王朝的礼制，王都必定要大于方国之都，如湖北盘龙城古城是方国都城，面积就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一些。蜀人的都城，却远远超过了商朝人。

　　商王不甘心，执意与蜀人为敌。自商王武丁开始，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的商朝人对蜀人发动了若干次征伐，其中几次甲骨文略有记载：“王供人正蜀”，“登人征蜀”。“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当时，不仅是蜀人，就连于蜀地缶人的反叛，商王似乎也颇为紧张，先是“敦缶于蜀”，后来又“乎多臣伐缶”，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丁卯卜，王敦缶于蜀”。缶即陶城，其位置据史学家陈梦家考证在山西永济一带。蜀人与缶人或许曾经联合抗商，缶人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交战中，一些蜀人不幸被捕，于是“示蜀不用”，被商人残忍地用作人牲。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蜀道艰险崎岖，商朝人欲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说商人伐蜀的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的记载，可见商朝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反倒是深入成都平原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徐中舒认为，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红眼的商朝人

　　战不能胜，商朝人在蜀人身上一点便宜都占不到。于是从商朝中期开始，无奈的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此时的商王朝对古蜀人无疑颇具有吸引力，一大批蜀人跋山涉水，来到殷都。彭祖就是这些蜀人的代表，他来到殷都，颇为商朝人所重，还担任了太史一职。在古代，这个官职是属于很有学问的读书人的，他因此颇为圣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孔子说，“私下里，我想效法老子和商代的彭祖。”彭祖的经历大抵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蜀文化与商文化彼此有相通之处，故能往来。而历史上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因此，古蜀国对商朝人同样具有吸引力。

　　在这种友好旗帜下，蜀王与商王的官方往来也增加了不少。商朝的巫师时常“至蜀有事”，“蜀御”，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看来两国神职人员也有共同语言。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是商朝军队的名称，以商王朝的兵制来看，三百人已经可以组成一支大队了。

　　历史上，商朝人铸造的青铜器颇为后人称奇，不过他们的青铜器到底来自何方，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学者段渝认为，商朝人的青铜材料，有一部分来自南中。不过，商朝人却无法将此处占为己有，因为由中原至南中，蜀是必经之路。商朝人既然以武力征服不了蜀人，他们想穿过蜀地获得铜矿，便也没了可能。惟一的途径是通过贸易获得。如果段渝的推断不假，商朝人只能眼红，也颇为尴尬。他们无力征服蜀人，无奈只能通过贸易换得。商王朝那些精美的青铜器，背后竟然还藏着蜀人的功劳呀！

　　37天的阴谋

　　商代末年，商王日渐昏庸，诸侯多有不满。周武王伐商，并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奠定胜局。此时，蹊跷的事却随着战争的结束开始了。同年庚子，周武王命大将新荒伐蜀，同时被讨伐的，还有磨和宣方(周初的两个诸侯国)。5天后，周国军队即从蜀、磨回京复命。此次征讨，周人大获全胜，“拂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俘获颇丰。

　　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或者就不该发生。因为在37天前的甲子，蜀人还在牧野之战上奋勇杀敌，成为周人克商的得力帮手。仅仅37天后，周人便对蜀人痛下杀手。

　　从牧野之战的战场到成都平原，显然，周朝军队不可能5天就到成都平原上打了个胜仗，并且回京复命。问题是这个“蜀”到底在哪？学者林向认为，周人讨伐的“蜀”是作为伐纣同盟军的蜀人在殷畿内的驻地。也就是说，牧野之战后，周人与蜀人发生了矛盾，进而激化成战争。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以周朝当时的实力，对付这些“虎入平阳”的蜀人，应该不是难事。

　　周人的一石二鸟

　　然而，在周人信誓旦旦邀请蜀人参加伐纣之战时，他们是未曾说要如此对待蜀人的。

　　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诸侯多有不满，甚至不来朝贡。岐山周原一带(大抵相当于现在陕西泾水下游，渭水北岸，咸阳以北)的周人最早起事。周人的祖先，据传是帝尧时发明农耕的后稷，别姓姬。历经太王、文王的治理，周国逐渐强大，渐渐不把商朝人放在眼里。史书里面说，商王武乙有一次到渭水一带耀兵示威，被雷给劈死了。这件事，周人颇有嫌疑。

　　周人欲伐商，但他们的国力当时还没到一举把商灭掉的程度。从周文王始，周人便一直试探商朝的底线。有一次，周人在孟津发表讨伐商纣的檄文，响应者有800诸侯(这个数目，却仍未及商朝诸侯国的一半)。太公姜尚见时机未到，又命人联络各族部落。成都平原上的蜀国，也在邀请之列。

　　牧野之战前夕，眼看双方就要交锋，周武王集合军队，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唤作《牧誓》，编入《尚书》。在这篇誓师词中，开头一句便是“逖矣西土之人”，可见宣誓之人都是从西方来的，他们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不过，牧野之战中却是来自三峡一带的巴人冲在了最前面，并在战场上载歌载舞。因此，东晋常璩称赞“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然而，在《尚书》中，却对巴人的战绩只字未提。再联想起牧野之战后周人对蜀人的征伐，不知道是史官的疏忽，还是周人是一个颇能“忘恩负义”的民族。

　　史料往往会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的信息。牧野之战一役，周武王有兵车300乘、兵士45000人，而商纣则有17万(一说70万，殊难考证)大军。可见战争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顺利。史书中所谓的八百诸侯只是凑个热闹，其实他们兵力极为有限，因此史书并未曾一一点其名。反倒是西方来的蜀人、羌人派来了重兵相助，周人能够夺取政权，蜀人、羌人功不可没。

　　商朝末年，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已是当时西土泱泱大国。且不说《华阳国志》记载的蜀国疆域如何，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说明蜀人地域宽广、国力雄厚。蜀人的势力，向北已经达到今陕西宝鸡一带，紧逼周人的发祥之地周原。上世纪80年代，陕西出土的渔国遗址是蜀人势力的最好注脚。渔国虽临近周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却与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颇为接近，也就是说，蜀文化在这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向南，早在商朝，蜀人便已占有了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王国对周人的新生政权颇具挑战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蜀人控制下的渔国，无疑是周人的一块心病。

　　有学者认为，周人邀请蜀人参加牧野之战，并在战后马上向蜀人开战，是一个一石二鸟的阴谋。蜀人的强大，在周人灭商时是好事，而一旦周人掌权时又会变成麻烦。因此，先邀请蜀人伐商，再趁他们远离成都平原之际将其一举歼灭，从战略上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遭此打击的蜀人似乎伤了元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见于古史记载。以后，周武王将族中女子井姬嫁与渔国首领伯，藉此联络感情。美人计效果不错，渔国渐被周人同化，到周穆王时已不见于古史。蜀人也由此失去了这所埋在周人身边的“前哨”。

　　这以后的蜀人和周人又慢慢恢复了往来。1972年，在出土的《班簋》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作四方望，秉、繁、蜀、巢”。郭沫若认为，“作四方望”意思是天下的表率。秉指彭城，在今江苏北部；澶渊因繁水得名，在今天河北境内；蜀即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巢是南巢，在今安徽南部。这四国也就代表了周人的东南西北，实际上就是周初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