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

姓名
爱新觉罗旻宁

年号
道光

庙号
清宣宗

谥号
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

在世
1782年-1850年

在位
1821年-1850年

清宣宗道光皇帝（1782-1850），名爱新觉罗·旻宁，是清朝唯一一位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的皇帝。嘉庆病死后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30年。病死，终年69岁，葬于慕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道光共生有9子10女。 先皇帝:
父亲嘉庆帝
中国皇帝
即位者:
四子咸丰帝




　　道光帝旻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嘉庆十八年（1813年）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7月25日病死后，他于同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虽然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旻宁，但嘉庆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义军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义军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总攻提前开始。义军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得到报告后，带着另两位亲王冲了出去，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义军爬上了墙头。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义军，这时援兵到了，冲进紫禁城的义军被全部杀死。由于旻宁的机智勇敢，保住了内宫女眷没有受到伤害。事后，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旻宁嗣皇帝的位子也就更加稳固了。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內外危机。在內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虛，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道光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下决心严厉禁烟，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將收缴的鸦片，共19179 箱、2119 袋，总计2376254斤，在虎门当众销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销毒数量最多的一次。

　　虎门销烟也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將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投降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一八四二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夏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没有康复希望，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合，宣读诏书，诏书上只有皇四子奕泞五字。中午，道光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内。

　　道光死后庙号为宣宗成皇帝，史称道光皇帝

处于内忧外患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道光皇帝，为何他“外耻未雪，内忧未除”，满腔“恨与愁”，忧郁而终。

身体力行倡导节俭，却事与愿违

道光即位后，首先想到提倡节俭，力戒奢糜，希望满族臣民都能“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风俗，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以俭朴为荣，从而使国库丰盈，恢复祖宗的盛世。于是带头从吃、穿、用上提倡节俭，决心挺大。从吃上，取消皇帝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的惯例，每天每餐最多准许做4样菜，有时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道光如此节俭，开始文武百官将信将疑，直到道光两次大宴群臣，亲眼目睹的赴宴官员相信道光是来真的。其中一次是皇后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大臣，大臣以为皇后的生日应该不会马虎，定能一饱口福。谁知面前就放着一碗打卤面，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班师回朝，文武百官认为道光高兴，定会好好庆祝一番，谁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搞得文武不敢动筷。从此以后文武百官上朝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道光问及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竟说因自幼患有“胀气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从穿上，道光服饰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实属罕见。以前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以为“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于是想改制，谁知官员上奏“改制罩衣，需要白银一千两。”，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上谕给当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的人。为了节俭，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给他补上一块圆形补丁。于是大臣们也尽力“节俭”，不管是真破了还是假的破了裤子，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间，套裤打补丁之风盛行。从用上，取消为皇帝准备御用砚台40方的惯例。御用毛笔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道光觉得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令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的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简直是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道光身体力行，如此节俭，却事与愿违。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奢侈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经康乾盛世之后的奢糜之风业已形成，要再想吃惯了满汉全席的文武百官再回去挖野菜，谁也不愿意，为了给道光一点面子，只好装模作样，“俭外奢中”。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面对洋枪洋炮，望洋兴叹，苦吞恶果和屈辱

正当道光做着重振祖宗雄风之梦的时候，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响了中国的大门。道光即位后，西方殖民者为了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赢得巨额利润，开始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将大批鸦片运进中国。随着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严重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国库越来越空虚，民不聊生。道光开始忧心忡忡，左右为难。平民吸烟严惩好说，官员严惩就比较难办，何况涉及皇亲国戚。但为了大清江山，道光觉得保国保民保位子才是头等大事，于是他革去了屈指可数的国戚王爵或公爵，下令禁烟，且雷厉风行，看过电影“虎门销烟”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屡颁布禁令，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搞得如火如荼，甚至断绝了中英贸易。如此看来鸦片似乎从此真要从华夏大地烟消云散了，但事实却跟道光开了一个玩笑，鸦片并没有禁止，而且越来越多。英国殖民者于1840年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殖民者以少胜多，击败了腐败无能的清军，虽屡有抵抗，但整个鸦片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守住一个英国人攻击的地点，没有夺回一个英国人占据的地点！于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于对外战争，战费支出大，加上赔偿销毁英国的鸦片烟费，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本来道光试图整顿吏治，但都遭到百官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在此情况下，战后的道光就更顾不了这么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这样正合腐朽堕落的官员的味口，本来在鸦片输入过程中，各级官吏就无视朝廷禁令，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有了道光的默认，这些提笼架鸟、吸食鸦片、精神萎靡的各级官员就更不会管什么国格、人格，变本加厉巧取豪夺了。如此下去腐败的各级官员在醉生梦死，而道光就只能苦吞恶果和屈辱，消然地长逝。

道光朝纲独断，身体力行，节俭一生，想励精图治，为何有如此悲剧？

逝者如斯乎？笔者知识浅陋，只是谈点看法而已：

皇帝制度的建立的结果，是权力上收，责任下放。除导致权力角逐外，还会伴生出另一个恶果，即层层把责任往下推，而只对上尽忠，导致整个政治体系无人对社会负责。秦汉以后，皇权日重，相权日轻。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权专制的出现。这种管理模式，实现了高效紧凑的运行节奏，又保证了分权和集权的统一，但由于不能很好地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大臣丧失政治责任感和创造精神，这样对皇帝个人能力要求极高，一旦皇帝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国家运行就将出现紊乱。而恰恰道光是个才智平庸的皇帝。乾隆后期，吏治日趋腐败，民不聊生，曾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一句笑话，可见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在康乾盛世的外衣下，是千疮百孔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按理要像雍正那样“言出必行”，毫不留情，整治腐败。无奈嘉庆性格偏软弱，惩治腐败和整治吏治不够彻底。腐败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导致官员精神萎靡不振，恶性循环，祸国殃民，最终统治阶级离灭亡的道路越来越近。虽然道光曾试图整顿吏治，但都遭到百官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腐败日重，官员意志渐弱，迷失方向，战斗力能强？雍正的锁国政策，致使科技上与西欧脱节，这种政策的延续，不能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做到知己知彼，谁知一直自信自己武功的清朝皇帝，到道光面对突如其来的洋枪洋炮，自惭形秽，丧失自信，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加上清朝官员腐败无能，道光只能在自恨自愧中，望洋兴叹，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了，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跟任何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也走不出“奴性”思想的怪圈，也就走不出不能“以民为先”的怪圈，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助长了高人一等的思想，固步自封，标榜着泱泱大国，就闭关自守，以为万无一失了。清朝自开国以来，满族臣民就是高人一等，就连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任用汉人都屡屡提防，无形之中给满族臣民一种心里优势，后来雍正更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使文化不能百家齐放了，这样循环的结果，使满族官员养尊处优，贪图安乐，不能居安思危。出现了“八族子弟”这种情况：提笼架鸟，吸食鸦片，无所事事，到处招惹是非……那清朝的江山又怎么能够稳固。这种思想的支配，道光皇帝面对皇亲国戚的吸烟成性，左右为难；面对平民就好说了。其结果民族矛盾激化，对统治者丧失信心，按理白莲教的起义就给道光一个警钟，谁知道光的主要心思不在安抚民心，休生养息，使之民不聊生。这样“内忧”就更多，由于思想的局限，到死没有找到事业发达的方法，使百姓更加痛恨清朝政府，到咸丰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农民起义。道光处于内忧外患历史转折关键时期，按理要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去开拓未来，他却偏偏“守其常而不知其变”。除个人能力，无知人善用之名，不可避免地出现，像曹振镛那样的权奸小儿，同时恐怕就是道光思想上不能与时俱进，导致他临危无应变之策。如此看来，道光朝纲独断，身体力行，节俭一生，想励精图治，悲剧难免了，似乎清王朝气数已尽，就只好坐以待毙，灭亡是早晚的事。

国家大政方针，在专制政体下，由皇帝一人决定，构成所谓“乾纲独断”的决策制度。这种制度，对国事、政务的治理得当与否，根本地决定于当皇帝这个人的才识品德。他如果才识平平，可是能容净臣，集思广益地御众智，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些建树的；否则，自己才识欠缺，又亲小人，宠佞臣，那就很难不干出祸国殃民的事，使国家迷失前途。

　　道光帝的人品，倒无甚瑕疵，即位后把“黜华崇实”作为行事准则，颇能身体力行；如在生活上力求俭省，宫中费用，限定以年银20万两为度。他厌腻政治礼仪上的繁文缛节和既奢侈又虚张声势的做法。如例有的皇帝每年于八月由圆明园进宫，设仪仗作乐，王公文武大臣于三座门前接驾；他于九年宣布对这一套“朕无取焉”予以革除。他对国家政事也颇留心，有励精图治之心，整饬纪纲之志；可是，由于他的才智胆识，远逊乃祖乾隆帝，惟步其乃父嘉庆帝后尘，以“利不百不变法”为信条。与此相关，他深防大权旁落，必择那些所谓“谨善”的人来辅佐朝政，结果只能“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虽有求治之心，却制定不出、也没有制定过致治之策。加上他又乏知人之明，在他掌握国运的30年间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不下百余的重臣中，虽也不乏注重实效的能臣，如松筠、英和、陶淘、阮元和林则徐等等，他们都有心辅佐，却不被重用，如林则徐保国卫民，有大作为，功在国家、民族，反遭罪谴。他最信任的，却是谨小慎微，善于揣摩、迎合的庸臣、佞臣。曹振镛、穆彰阿两人，是此中典型。

　　曹振镛为嘉庆旧臣，道光帝即位后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小心谨慎，谨守朝廷规章制度，决不越雷池一步，并有清廉美誉。可是此人无抱负，以做官为目的，尸位保禄是其宗旨，对人极圆滑，遇事总模棱。位居枢密重臣，不能正色立朝，专伺人主意旨行事，间或出些馊主意。晚年，他“恩遇益隆，身名俱泰”，向门生传授做高官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终于弄成“九卿无一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析言地方之利弊”的政风。穆彰阿继曹振镛为权臣，“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又善于逢迎。他在位20年，越来越博得道光帝的宠信。他主政之时，适当中英间因鸦片走私，纠纷迭生之时。英国挑起侵略战火，中国连吃败仗，穆彰阿窥测道光帝总想停止抗击的心思，便力主和议。他还不以此为足，主张并执行把力主禁烟、抗击英人的林则徐撤职，流放伊犁。当时就有人斥责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在于“宋之秦桧、明之严嵩”之流才会干得出来的事情。他则一意孤行，毫不反省。他权倾朝野，对不依附他的人竭力排挤，信任重用自己的门生、老部下，形成“穆党”。在这样的权臣执政下，弥漫于官场的风气，是“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有为者或指陈时政得失，提出政策建议，则难得采用。于是，一旦有事，便“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已”。

　　综观道光年代，无论就清代皇朝史还是几千年中国历史说，在内外形势演变中，都处于转折的关键年代。在这种年代里，一般说，既充满危机，又富含机遇，作为危机会延续，作为机遇总瞬息即逝。一个国家的前途、一个朝代的命运，究竟是遇危机而沉沦，还是抓住机遇由革新而振兴，就看当国执政者。面对变局，能否善于应变、驭变、用变了；是否善于因革损益，制定出一个能够适应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本国根本利益的国策――倒不一定是成文的、系统的；而且有强有力的政治重心来实践了。道光朝执政者的行事，对上述问题作出的答案，却都是否定的，从而带给国家以从来没有过的巨大严重损害，带给清朝自己的则是终使它被推翻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