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这个概念是何时提出来的？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09-16 08:07:13选出

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血腥镇压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192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人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都是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指导思想有关的。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大会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特殊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总是把革命活动重点放在无产阶级身上，而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夺取胜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没有现成的答案的，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反复探索。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的许多杰出领袖，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开始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成功地保存、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受挫后，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求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第二、它开辟了在革命低潮下重新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井冈山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又不断遭受强敌的“围剿”。在这种情况，根据地内部有些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质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思想。 1928年10月和11月， 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回答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所以能够存在的主要条件这个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则是创造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对这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大体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9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产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 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井冈山的斗争》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者密切结合，这些理论和政策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1929年1月至1930年5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 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建立了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此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发展很快， 土地革命的开 展，使农民很快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参军、入党的农民日益增多。大批农民入党，给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也带进了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带来了艰巨性。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议案还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 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1930年1月，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阐明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
第一、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他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在中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必须执行朱德式、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巩固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红色政权的发展才能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第三、强调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才能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 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尖锐
地批评了教条主义， 第一次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
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调查研究是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这表明，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对这一理论的形成，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不赞同“城市中心论”，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阶段：1930年5月至1935年1月，“左”倾教条主义成为全党指导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反对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遭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对和排斥。他们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排斥了毛泽东和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顽固坚持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有了保证。遵义会议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阶段：1935年1月至1939年12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再升华，进一步完善，这一阶段，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文章， 从新的角度和高度，再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这些论述主要有如下新的内容：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根据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敌强我弱的特点，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出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
第三、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根据中国敌人总是占据中国中心城市的特点，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就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就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深化的。党在初创时期，非常重视农民革命力量，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逐步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告农民书》中， 第一次提出 “耕地农有”的办法。1927年2月， 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主张立即解决农民
的土地问题。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反对农民运动，没有决心改革土地制度，没有将“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公布执行，使革命失掉了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再加上陈独秀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导致了国民革命失败。
国民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应该“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中共“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土地政策和斗争策略作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如：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取中立政策等等，这些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规定“土地国有”政策，是照抄苏联经验，是错误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2月，在党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强调：在土改中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农的要求； 二是必须坚定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农民的利益， 1948年4月，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
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