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何时产生与形成的？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08-04 17:36:41选出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除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都先后进行了考古调查，还有人进行了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1928年以前开始在新疆及邻近地区活动，持续进行到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址，且获汉代简牍1万余支；贝格曼又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1927）、《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1934）、《城子崖》（梁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1948）、《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尹达在延安期间，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1933）、《殷契粹编》（193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承担配合基本建设的清理发掘任务。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的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安徽、湖北、青海、吉林、黑龙江、江苏、河南、辽宁、湖南、山东、陕西、内蒙古、河北、山西14个省区的地方考古学会（或文物、博物馆学会），以及古文字、古陶瓷、古外销瓷、铜鼓、楚文化等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研究会。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