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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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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hisnshi

太傅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07-26 18:46:27选出

同志的由来

一、最早的男同性之恋

在许多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是一种重要的风俗,而同性恋者往往得到别人的尊敬。在西方的古代文明中也是这样,亚述人中间是有这种现象的。四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把男性的鸡奸看得相当神圣。同性恋不但和宗教有关系,而且和武德有联系。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都曾经以这种立场对同性恋特别下过一些培植的功夫。而在后来的古希腊人中间,同性恋的受人尊崇就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同性 恋不但和武德有关,而且和理智的、审美的、道德的种种品性都有联系,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它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


二、中国最初的男同性之恋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始于何时,已很难确切地考证。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论称娈童始于黄帝。”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也持此观点。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黄帝是否真有其人,还不那么可靠,同性恋始于黄帝就更缺乏根据了。但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存在着同性恋,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文字记载中,《商书?伊训》中对同性恋的记载也许是最早的,它指出世有“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中有“乱风”,而“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是“比顽童”,即玩男童,搞同性恋。由此可见,在商代,“比顽童”已经成为“乱风”的一种,所以伊尹在对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加以特别提醒。


三、中国男同性恋的发展

从现有的史籍资料来看,中国汉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当时北京有本叫《朝市丛载》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书上,载有吟咏相公的诗:“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四、中外男同性恋的发展对比

(一)、外国
在外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从惩罚到宽容。
在欧洲的中世纪,曾经以十分残酷的宗教压迫来对待同性恋,同性恋者都可能被判死刑。例如在1861年以前的英国,法律明文规定这种死刑可以强制执行,有些人只是因为有“扮异性症”就被当作同性恋者而被逮捕处死。1828年,一项新的法案重新规定:“任何与人或动物从事鸡奸行为者,需以重罚处死。”在法国,放弃了火烧“女巫”的陋俗之后,有很长时期改为火烧同性恋者。这种野蛮的风俗在欧洲许多国家一时曾甚为流行。到了20世纪,西方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从“罪”发展到“非罪”,甚至于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还以多数票通过了“同性恋是一种非异常现象”,这说明了在这个圈子内多数人的观点。

(二)、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发展与外国刚刚相反,它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但到了后来变得越来越排斥。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并没有遭到外国那样的厄运,尤其是男性同性恋(即所谓“男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可,骚人墨客们还能无拘束地以诗词、文章来吟咏。虽然有些封建卫道士也曾经攻击过同性恋,那也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评价,而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把它列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宽松。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后,性压迫和性禁锢是十分严酷的,它主要针对妇女,在“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女子缠足等方面,西方是望尘莫及的,但对待同性恋却比西方同时期宽松得多,这却是一个好事。不少现代的中国人却转而认为同性恋“大逆不道”了。


五、中国古代一些对男同性之恋记载的典籍

(一)、商朝
《商书?伊训》中有所谓“三风十愆” , “乱风”是“三风”之一,“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就是“比顽童”。

(二)、周朝
在周朝的民间诗歌中, 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 如《诗经》中的《郑风》, “子馻e ”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 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 “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同性恋有关。

(三)、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都有崇尚美男之风,记载也多了起来。墨子在《尚贤》中说:“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荀子在《非相》中说:“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战国策?秦策》中有一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献公想进攻虞国,但怕虞国名臣宫之奇的存在,于是荀息就建议献公送美男给虞侯,并且在虞侯面前说宫之奇的坏话。这个计策实现了,宫之奇劝谏虞侯,虞侯不听,只好逃走。虞侯失去了股肱之臣,最后亡于晋。由此看来,在那个时代“美人计”的“美人”,既包括女子,也包括男子呢!

六、中国古代的男同性恋名词解释

(一)、外宠
男外女内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周易*家人》就曾讲:“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于是,外宠就成为男性受宠者的代称。春秋战国时期,外宠泛指国君的嬖臣,其中虽然不乏以身侍君的同性恋者,但并不全是。《韩非子*说疑》曾载:“内宠并后,外宠贰政,乱之道也。”“外宠贰政”指外宠靠着国君的宠幸而在政治上和正卿争权,此处外宠的所指就比较宽泛。明清时期,这一概念具有比较特定的含义,并且所对应的从国君变为官僚豪贵。《醉醒石》第八回中某些大户富豪“情分外宠,里边反不及”,意思是说他们因同性恋而疏淡了与妻妾的关系。

(二)、分桃
弥子瑕献余桃于卫灵公的故事见《韩非子*说难》,后世常用“分桃”或“余桃”作为同性恋的代称,偶或用“弥子”指同性恋者。“分桃之癖”指对同性恋的偏嗜,“分桃之好”指同性恋关系。

(三)、龙阳
龙阳君泣鱼固宠事见《战国策*魏策四》,由此产生出“泣鱼”、“龙阳”、“龙阳君”、“龙阳之癖”、“龙阳之宠”等概念。其中,“龙阳”或“龙阳君”在代指同性恋者时比“弥子”要常见许多。

(四)、断袖
汉哀帝和董贤之间的断袖故事见《汉书*董贤传》。“断袖”、“断袖之癖”、“断袖之欢”、“断袖之宠”等因之而出。另外,“分桃”和“断袖”也可以并提以指同性恋。南朝沈约在其《忏悔文》中就曾自述:“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

(五)、佞幸
在《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中,佞幸特指以色事君的同性恋者,如邓通、李延年、董贤之流。但在更广泛的应用上,凡不通过仕途正路而以柔媚便辟获宠者皆可称之为佞幸。所以,它是否指同性恋者需要针对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六)、嬖人
佞幸,嬖臣等指君主的宠幸,而嬖人除了可意同嬖臣外,一般指官僚士大夫的宠幸。如《墨子*鲁问》中,“鲁君之嬖人死,鲁人为之讳,鲁君因悦而用之。”

(七)、男色
指对同性具有吸引力的男性美色。语出《汉书*佞幸传赞》:“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八)、男风
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豆棚闲话》第十则:“刘公平素极好男风,那几个小子就是刘公的龙阳君。”

(九)、左风
古代认定为男居左女居右,所谓“男左女右,古人通礼”(《醋葫芦》第十四回)。由此,左风意同男风。

(十)、顽童
可指同性恋者,语出《尚书*伊训》:“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自明以始,同性恋文献大幅度增加,其中常有“比顽童”的提法,意思就是玩弄男宠。到了清代,约定俗成,“顽童”成为经常使用的词汇。

(十一)、娈童
指貌美年少的男宠。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其《娈童》诗中曾写道:“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董”指董贤,“弥”指弥子瑕)

(十二)、契兄、契弟
作为同性恋伙伴之间的相互称呼,契兄、契弟在明清时期的福建等地有所使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契兄弟》记:“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妍媸,各以其类相接。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

(十三)、小官
明清时期,小官是对少年男子的亲切称谓,在下列说法中一般特指年青的同性恋者。
好小官。指喜欢以少年人为同性恋对象。《浓情快史》第七回:“白公子正妻已死,娶了一妾。只因好小官,房事稀疏。”
小官出身。指少年时是同性恋。《绿野仙踪》第四十回:“谷大恩是个小官出身,幼年时与尤玮不清楚。如今虽各老大,到的还是知己。”
老小官。指曾为“小官”,年龄已大的同性恋者。
做小官。指为人男宠,具有一定的卖身色彩。

(十四)、垆子
《燕归来簃随笔》:“北平人谑为人男宠者曰垆子。”(见《梨园史料》第1249页)

(十五)、邓生
《切口大词典*星相类》:“邓生:男风也。”这是一个隐语,“邓”指汉代的邓通。



七、著名的中国古代帝王男宠的典故

中国古代宫廷内的同性恋,当然主要是统治者凭借权势,玩弄俊男,但似乎也有真正的恋情,但那些君王的男宠大多都没有好的下场。

(一)、“龙阳之好”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龙阳君是魏王的男宠,魏王很爱他。有一天,两个人在一起钓鱼,龙阳君钓到十多条鱼,可是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魏王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钓到第一条鱼的时候,满心欢喜,但是后来钓到更大的,我就将第一条鱼弃之于海了。我现在受宠于你,和你共枕,人们都敬畏我,但是四海之内美貌的人那么多,别人会把比我更美的人推荐给你,那时,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了,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哭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于是颁布全国,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则满门抄斩。

(二)、“分桃之爱”
弥子瑕是卫灵公男宠,恃宠而骄,私自驾君主的车,把吃了一半的桃子给君主吃,在他得宠时还受到君主的赞扬,到失宠时这都是罪名了。

(三)、“安陵之好”
出自《战国策?楚策》,安陵君是楚共王的男宠,颇为得势。有个叫江乙的人对他说,君主待你那么好,只是因为喜爱你的美貌,以后总有色衰爱弛的一天,甚至连所睡的席子还没有破的时候,已经不再受到宠幸了,你最好和君主说,连死也跟随他,就会长期得到他的信任和眷顾。可是在三年中,安陵君没有对楚共王说过。有一次,当安陵君和楚共王在云梦打猎时,共王有感地说:“今天打猎,真使我快乐,但在我死后,谁还和我一起享受这快乐呢?”安陵君听了以后,就流着泪下跪说:“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我愿意在黄泉之下继续侍候你。”楚共王听了大为感动,就设坛封他为安陵君。

(四)“断袖之癖”
这个典故出自汉代。汉哀帝十分宠爱一个叫董贤的男子,和董贤“同卧起”,俨如夫妻。有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睡午觉,哀帝醒后要起来,但衣袖被董贤压着,哀帝不愿意因抽出衣袖而惊动董贤,竟用剑将衣袖割断。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董贤才22岁,就位至三公,匈奴使臣前来朝拜,见到这么年轻的三公,也极为惊讶。哀帝甚至还想禅位于他,后因大臣反对,才未坚持。当董贤还是20岁的时候,哀帝就命人在自己的“万年冢”旁另筑一冢,使他死后还能和董贤为伴。当时,董贤的贵显骄恣达到了极点。但是哀帝死后,董贤立即被贬夺一切,结果以自杀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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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2)

  • 辰ル辰ル

    饱学秀才

    1988年,在筹备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1989)时,对如何把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翻译为中文,颇费踌躇。
    有人建议“挪用”同志一词。想不到这一决定成为奠定华人同志
    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主流媒介也逐渐采用“同志”一
    词;一时间,“同志”亦输往台湾、大陆及世界各地。现如今,
    连同志的英文拼音“tongzhi”一词,也逐渐在英语世界被确认。

    大陆学术圈内,有些人即使对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恋者能够予以理
    解和宽容,也很难接受赋予同性恋者以“同志”这一曾是革命队伍中
    最神圣最崇高的称呼;有的专家学者,对同性恋者抱有极大的同情与
    爱心,为此弱势群体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着大量倡导宽容平等的宣
    传工作和健康保障的实际工作,也对此称谓难以认同。

    “同性恋者”是一个由异性爱医生发明的医学名词,从一开始就被视
    为病态,需要被治疗与纠正。早先的同性恋研究,统统是关于成因、
    病症和治疗方法。现在,即使同性恋已逐渐不再被视为病态,却始终
    是以性为生命中心而把人群分类的概念。反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
    没有“恐同症”,倒是有“断袖”、“分桃”等美谈,以及在古典小说、
    戏曲中对同性性行为无伤大雅的表现。

    在八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用“同/异性恋者”一词来说同性间的情欲,
    一般是把同性性事视作行为或社会角色,仿佛同性恋并非本质地存在
    于一小撮人里,而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下人人都可能发生的事。到了八
    十年代,“同性恋”这一身份概念才在文字报导中出现,香港历史上
    才首次开始按性伴侣的性别来把人群分类,并且视同性间的性事为西
    风东渐的毒草。大陆涂纪敏主编的《性科学》(1983年)一书,亦把
    同性恋归咎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荼毒。八十年代中期,gay在香
    港被译为“基佬”(gay与粤语的“基”字偕音),英文原文本为
    “自尊自傲快乐的人”,遂被贬为粗俗肮脏的性,似乎以此可以捍卫
    华人文化免遭欧美歪风的侵害。

    华人同性恋者,因受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启迪与
    冲击,得到极大的力量和鼓励而“站出来”,但他们逐渐发觉难以投
    入到完全以白人为本的同性恋运动中。很多华人同志拒绝以“同性恋”
    身份向父母告白,不一定是因为怯弱,而是不想伤害父母,拒绝对自
    身文化全盘否则,拒绝对西方白人文化生吞活剥。显然,华人社会的
    同性爱者,需要一个能平衡整合(同性)情欲政治与(华人)文化身
    份的新理念,“同志”一词之所以能在华人世界被普遍认同,正反映
    了这种需求。

    由于“同志”一词中没有“性”,摈除了“同性恋”中“性滥交”、
    “性变态”、“娘娘腔”等负面含义。又由于,“同志”一词虽把同
    性情爱非性化,但并非否定性事,仍然保留、并以同性爱的“同”字
    打头阵,同时兼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玄外音,还有
    “性小众不受歧视”、“同性别的人能真诚相爱”等深意。“同性爱
    者”是行为化与性欲化的僵硬概念,而“同志”一词最精妙处,是人
    们永远没法准确划分同志与非同志的界限,甚至没法把它仔细定义:
    怎样才算是同志?

    “同性爱者”是高度本质化的身份,以情欲上的行为与欲望作指
    标,甚至被量化为百分比:“我对男女钟情的比例是八比二”,诸如
    此类。“同志”一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没有人有绝对的权威去界
    定同志的本质,但又促使每个人不断反思及诠释“同志”的内涵与意
    义。弱势社群可从自己的位置与经验去发声。换言之,“同志”不再
    是同质化、单一化的“想象社群”,也不再是凝固的标签,每个人不
    断用自己的方式,去界定同志与非同志、圈内与圈外、以至“同志”
    的内容与界限;共同的志向,也不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靠每位同志
    用生命与经验去书写、见证和落实其内涵。

    “同性爱者”强调性取向的差异,“同志”则既强调差异,亦坚
    持大“同”的同盟策略。因为同性相爱之权利,不一定是每个同志的
    生命中心。譬如,家庭不幸福不富裕不和谐、外表不高不瘦不美不俊
    俏、在工厂当小文员的“同性恋女子”,生活中有诸多压力交错横陈,
    同性爱不一定是她最重要或第二、第三重要的事,她可能更希望以
    “平胸女子”、“肥胖者”、“爱护动物者”、“素食者”、“无能
    力买楼者”等身份站出来,争取权益。因此,“同志”文化智慧,是
    在肯定爱“同”性的权利之余,把“志”向扩大到其他战线,以平衡
    大“同”与小“异”间的张力;即使是异性爱朋友,只要分享着“挑
    战异性爱霸权”的共同心志,也是同志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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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乐胜家乐胜

    中举

    同性爱者”强调性取向的差异,“同志”则既强调差异,亦坚
    持大“同”的同盟策略。因为同性相爱之权利,不一定是每个同志的
    生命中心。譬如,家庭不幸福不富裕不和谐、外表不高不瘦不美不俊
    俏、在工厂当小文员的“同性恋女子”,生活中有诸多压力交错横陈,
    同性爱不一定是她最重要或第二、第三重要的事,她可能更希望以
    “平胸女子”、“肥胖者”、“爱护动物者”、“素食者”、“无能
    力买楼者”等身份站出来,争取权益。因此,“同志”文化智慧,是
    在肯定爱“同”性的权利之余,把“志”向扩大到其他战线,以平衡
    大“同”与小“异”间的张力;即使是异性爱朋友,只要分享着“挑
    战异性爱霸权”的共同心志,也是同志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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